我与南雄保安团长廖骐(原我第四军旧部)商议定当，由他派保安团负责包围各处赌场，我县政府的驳壳枪队便装监视各处为首的歹徒。一切就绪后，于某日，廖骐率部将全城伤愈伤兵及赌徒强行赶到一操场，并收缴了他们的一切武器；我驳壳枪队遂将几个为首分子押上前面。我对被拘押到这里的数以千计的伤兵及赌徒作了严厉训斥，随后将事先调查确凿的闹事最凶的头子，即那个曾来与我“谈判”的排长，及当地的一个大赌徒推出来，宣读了他们的罪状，又宣读了余汉谋总司令的复电全文，随后宣判这两个歹徒死刑，当场执行。这两个歹徒倒地后，我令手下一人大声宣读“告示”，正告伤愈伤兵若再有违章闯进南雄城闹事者，依军法惩处，严惩不贷! 这份“告示”随后在南雄城内四处张贴。
第二天，我又到后方医院，集中所有伤病员给他们训话，要他们尊重医院的一切护理人员，不得胡作非为，不得违犯军风军纪，以保持军人的荣誉。医院的医生、护士等护理人员，及至古鸿烈院长，对我这次训话表示热烈欢迎。此后，这几千伤兵按规定，归队的归队，继续就医的就医，再不敢滋事了。 十、北江十年 保住韶关 1939年春，我就任韶关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归属当时拥有10多万军队的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指挥。韶关城其时云集了国民党不少高级将领和地方官员，如军委会桂林行营办公厅主任李济深，军委会特派员张洽中，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等，余汉谋则坐镇韶关指挥他的部队。我与这些人都有二十多年的交情，故时有往来，过从不断。 日本侵略军自1988年10月22日凌晨占领广州后，便不断加紧北上打通粤汉线的攻势。待到1989年秋，日军正式向我韶关一线大举进犯。韶关城内的战备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11月中旬，忽闻日寇已攻占乌石、大坑口，此地离韶关只有20公里，风传日寇立刻就要进攻韶关。余汉谋命令我执行“焦土政策”火烧韶关，然后撤退。余汉谋发下了几百罐五加仑装的火水给我，作为烧韶关之用。我接到命令后，心情十分沉重。 自抗战开始不久，所谓“焦土政策”由国民党军委会总参谋长白崇禧提出来后，马上被蒋介石接纳，并指示全国执行。早在日寇未进攻大坑口之前，余汉谋已命令各地将接近敌人150公里左右的大小道路一律破坏，挖了无数道深沟，有的深达数丈，以此“抵御”日寇。这可害苦了我方军民，不用说自己的军队的运输及行动十分不利，便是老百姓走路，也要爬高摸低，极为不便。我对焦土政策十分不满，曾当面向余汉谋提出。我说：“敌人尚未打到跟前，我们便将自己的动脉切断，这是十分愚蠢的做法。我们应积极运动，阻击敌人，这才是真正的抗战。”但余对我的说话是不以为然的。 现在，余亲自向我下达了火烧韶关，执行“焦土政策”的命令，我望着巍峨的“风采楼"石牌坊，心中非常矛盾与不安。韶关城这个养育我成长的古城，若毁于一旦，数万市民将会在火海中愤怒声讨我这个恶魁祸首的，不!不能烧!我下定了决心，在日寇进攻韶关的真正威胁未到来之前，决不烧城。 我遂传保安司令部情报组长陈锡，向他面受机宜，吩咐他将火水罐分放到全城各街头巷尾，作出要火烧韶关之状，以掩余汉谋耳目。在未接到我的命令前，绝对不得点火。 布置停妥后，我通过各种途径，密切地注视着大坑口日寇的军事动态。结果传来了好消息，日寇由于受到第十二集团军黄涛部的全力阻击，已败退回广州方向去了。正是虚惊一场! 余汉谋见日寇虽已退回广州，但预料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以后一定会加紧北上进军，这样，维持粤北这个抗日后方的安定局面，便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他考虑到我在大小北江的影响及势力，便推我出来担任第四战区北江抗日游击区司令，于1940年正式委我为少将司令官。抗日救国，乃我之愿，故此我欣然领命。
当游击司令 北江是我的家乡，我奉命上任后，凭借我在大小北江的影响，很快就组织起4个大队共1600多人的队伍。但说实在的，这支队伍是没有战斗力的，就其主体来说，只是北江地区的土豪劣绅的武装。这些土豪劣绅是带着枪参加我司令部的，保持着很大的独立性。这些人参加进来，只是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巩固他们的地盘，要当官发财罢了。诚然，我亦只能利用他们将队伍拉起来。其一，是因为余汉谋只给了我200支步枪，20支驳壳，4挺机枪。那些土豪劣绅多是连人带枪参加进来的，故能使游击队迅速成立；其二，更主要的是要维持粤北地区的局面，亦只能利用他们，要他们接受我的指挥。 北江抗日游击区司令部设在洽洸，军饷是每员每月发22.5公斤粮米。我司令部缺员二三百，故有此空额作资金的周转。司令部刚成立，从副官林光华至以下4个大队长李韶光、陈锡、张 国才、谭砥纯都大行其走私漏税或经商之道，甚至到沦陷区去做生意，完全暴露了这支所谓“抗日”武装力量的腐朽实质。他们以“莫大哥”的旗号，与各地商家绅士进行交易，动辄要挟勒索，令我大伤脑筋。在一次会议上，我向他们指出：“你们把精力都花在做生意上，这样做不好。现在日本军队正在侵略我国，如果灭亡了中国，我们便成了亡国奴，那么你们搞到钱又有什么用呢?我们应该以全力去进行抗战才是。”但是这些部下却纷纷提出种种所谓困难，莫衷一是。对着这些“大天二”(广州方言，意指恶霸)式的人物，我也拿他们没办法，暂时由他们是了。
又找到了党 面对着我司令部内腐败的情况，我准备设立政治部。筹备好后，我将计划呈上余汉谋。我的呈报并未被批准，而余汉谋的司令部政治部却派了杨朴如、黄桐华、何俊才、林名勋、朱小仲等10多人来我司令部组成政治部，并由杨朴如任主任，营桐华为副主任。不久余汉谋改任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我的司令部亦奉命暂时解散，成立第七战区北江游击干部训练所，我被任为少将所长。该训练所分4期对我原来的游击队进行训练，每期400人，训练期为三个月。所谓训练，其实就是整顿这支乌七八糟的队伍，我当然一百个赞成。结果那些土豪劣绅土匪兵痞无意接受正规化训练，多因怕辛苦和不自由而自动离队。第一期训练刚办起，便跑了大半，结果要由黄桐华等人去招募新兵来接受训练。我对他们说，凡是愿意抗日的青年人，你们都把他给我招来。 训练所办到第四期的时候，黄桐华向我提出这一期最好到清远、佛冈、英德三县交界的地方“关前墟”举办，并推荐由他的老同学(黄是陈济棠所办的燕塘军校毕业生)陈济环去主持。我同意了。 在这期间，我惊喜地发现由第七战区政治部派来的黄桐华、何俊才、林名勋，以及后来又派来的黄漫江等人很可能是中共党员。不但他们的作风、气质与我在1934年那个江西德安赣北第四区行政督察专署及保安司令部里认识的共产党人极为相似，都是那样精力旺盛，作风正派，专心工作，认真负责，而且言谈之间，其坚决抗日救国之声，大大区别于国民党的政工人员。 有一天，我在韶关见到广东军统特务站站长汤毅生的私人秘书汤学海。汤学海与汤毅生是留俄同学，在苏联参加了托洛茨基派，回国后受到国民党的收买，汤毅生成了特务头子。由于汤学海与他感情至深，故被他聘为私人秘书。汤学海本人据说并未加入特务组织，但对特务机关的事务自然非常了解。汤学海仰于我的名望，自1939年与我相识后，来往甚多：这次汤见到我后，悄悄对我说：“闻说你司令部的黄桐华是共产党呀l”我绝口否认。他笑着说：“不瞒你说，不止黄桐华呢，还有其他一些人。”我听他说得如此肯定，而这些事情与我的估计和观察又十分吻合，我只好说：“不会吧?汤兄，我向你说，看在我们老友记的面子上，即使是，你也要替我遮盖，否则我的名声就受影响啦，你以后要花钱，向我要行了。”汤说他以往因为考虑到黄桐华是我的人，而特务的情报中还牵涉到一个汤的老同学名叫饶卫华的，故此他已向汤毅生说情，把事情遮盖过去了。 与汤分手后，我心里想，黄桐华等人是共产党无疑了，好啊，党又来到我身边了！我决心再演江西德安一幕，来个“白皮红心”，与蒋介石斗法。于是我将训练所的组织大权交给了黄桐华等人，由他们去物色对象，组织训练，并支持他们将“团结抗战，反对投降”的标语四处张贴——这是国民党统治区内所忌讳的口号，只是反动派还不敢干涉到我名下罢了。 挺二纵队 1941年4月，第七战区挺进第八纵队司令部成立，我任少将司令官，黄桐华任政治部主任。原政治部主任杨朴如辞职走了。至1942年春，因我部副司令张经机病逝，我唯恐余汉谋会派一个反共人物来任我的副司令，不如先发制人。于是我向上呈报张经机死耗时，举荐黄桐华为副司令，顶替张经机之缺。我在呈文中说：“黄桐华年富力强，办事积极认真，请兼委为本部副司令。”不久，余汉谋复文“照准”。不用说，黄正式接任副司令后，开展工作更为方便了。每每我与他见面，我有时真想直问他有关党的情况，讲讲我的心里话，就像在江西德安时与卢志英、项与年他们那样亲密无间，无所不谈。但经过试探，黄反映平淡。我想，这大概是因为相互了解尚浅，或是因为他的身份不允许他这样做吧，反正“心照不宣”是了。 1942年，我司令部改称为第七战区挺进第二纵队司令部(下称为“挺二”)，下设4个大队。第一大队长李韶光，第二大队长陈锡，第三大队长张国材，此三人都是我的心腹，只有第四大队长谭砥纯是个坚决反共的人物，我便设法将他调离我部，并于1944年冬由黄桐华介绍陈仁畿担任该大队长职。这位陈仁畿同志，我根本不认识他，但因为是黄桐华所介绍，我自然同意了。陈上任后，将第四大队驻扎到北江东乡了带，此后，这地方纷纷成立了红色政权，第四大队事实上已成红军队伍。 我司令部经过整训和改组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前游击司令部相比，自是另一番面貌。黄桐华上任为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后，着手组成了政治部工作队在各大队展开工作，组织各连队进行政治学习，他们组成了街头宣传队，演出抗日的白话剧，还组织了两支足球队(“志队”、“昂队”)到友邻部队比赛，整个部队朝气蓬勃，其战斗力也大大加强了。
一场风波 黄桐华副司令等利用司令部的名义和印信，扛着我的旗号，进行了大量抗日工作。他们积极发展组织，营救革命同志，并配合当地党组织开展破坏国民党反动派的征兵征粮，苛捐杂税的工作。 1942年春，英德县县长黄干英，因招募壮丁之事，皆为黄桐华用“挺二”司令部预备役的名义，将其所有适龄壮丁全部包揽，使黄干英一丁未招，完不成上头的征兵任务，受到记大过的处分。黄干英大发雷霆，跑到六十五军军长、第七战区司令部命令传达所所长李振面前告状。李听罢亦很恼火，便到余汉谋面前告状，说莫雄是共产党，他司令部里也有很多共产党云云。余汉谋听罢默然，而在一旁的余的秘书张鲁询(乐昌地区有名的才子，曾是清朝“举人”，素有声望，余汉谋亦尊称他为张老师，笔墨之事多交与他。张与我相熟)听罢李振的汇报后，恐怕对我不利，便暗中用电话告诉我上述之事。我听罢马上到韶关见余汉谋，故作嗔怒，大骂李振血口喷人，声言要辞职撒手不干。余听罢笑着道：“莫大哥，人家话你是共产党，我话你唔系就得啦!我唔信他们的，你放心吧l大小北江不可一日无你。唉，现在抗战嘛，你以为我也很想做官吗? 你知道我背后挂着个牌子吗?”我诧异不解，余接着道：“这个牌子上写着：‘不自殒灭，祸延百姓’。我也知道征兵征粮，老百姓一定会怨声载道。但为了抗战，有何办法?我也是不忍心去骚扰百姓的，但出于无奈，你就与我同甘共苦，把持着北江地面，我是不会忘记大哥你的。我对你再说一遍，我十分信任你!”我见余汉谋动了真情，对我毫不疑惑，我才答应当下去。但我仍强调那些预备役的壮丁任何人不得染指，若黄干英、李振等人再要发难，我则不客气了。 一场反共风波，就这样被我平息下去了。1945年英德沦陷以后，我的这支部队大部分人员跟随黄桐华、何俊才等上了山，树起共产党的旗帜，这是他们苦心经营我“挺二”的结果，这是后话。
义和铺与志通行 1942年，“挺二”司令部为了避开敌机空袭的威胁，从英德县城转移到小北江墟镇、浛洸上游的大湾。驻浛洸的是李韶光所部第一大队。 一天，李韶光向我提议，以我的名义同他合资在洽洗附近僻静河边的鱼嘴圩开一间名日“义和”的油榨铺，做蒸酒榨油的生意。我同意了。事实上，这“义和”的股份完全是我的，我与李口头契约：若盈利，我着三分之二，其余归他。 我对店务很少过问，完全委托李韶光的侄儿李学林一手经营。原来李学林也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把“义和”变成北江地下党的一个重要据点，进行革命活动。当时北江特委负责人黄松坚同志(解放后任中共华南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后任广西省政协副主席)就在“义和’’附近为据点工作和生活了几年时间。那时候，地下党的同志都尊敬地称他为“黄家长”，这个称呼传到我耳中，我还以为是称黄桐华同志呢。“义和，，不时有三五成群的甚而是荷枪实弹的陌生人物进进出出。对于这些情况，敌人当然有所怀疑，但碍于我是“义和”后台老板，他们不敢过问。 “义和”所在的鱼嘴圩隔河对岸的大山，可通英德和清远的中共游击队根据地，“义和”这个“桥头堡”作用十分重要。又由于这里夜间经常有多达数十挎着枪的人聚会，因而显得有点“半公开”了。一天，李韶光来向我谈起这一情况，说学林可能搞“共产”。我听罢心里已明白几分，便笑着对他说：“他要是入了共产党，那可是李家的风水发啦!”未待李韶光听明白，我便叮嘱他有关学林的事，千万不要向别人说，不然于我们都很不利。我还吩咐他转告李学林，不要搞得过分张扬了，隐藏一些为好。 “义和”油榨铺不但是地下党的活动据点，而且又是他们的财经来源，几年来“义和”赚了少钱，其中大部分都让李学林拿去做革命经费。对此，我并未过问，每月我还派人给这个店送去六七千斤粮米，让他们蒸酒。“义和”蒸的是“五蒸酒”，香醇味浓，远近闻名，销路极好。“义和”还将酒糟用来养猪，并在洽洗墟新辟一个名叫“光远殖场”的养猪场。估计“义和”的生意利润是很可观的，但我这位做老板的却是不要红利的，对“义和”的一切佯作不闻不问，地下党的同志与我也就“心照不宣”了。 1943年间，黄桐华向我提出，为补助政治部的经济开支，建议在清远城开设一间“九八行”，做运输和谷物买卖的生意。黄桐华又推荐陈伊林同志(解放后任广州市劳动局长)担任该行的经理。我一概应承，并取其名为“志通行”，让人一看就知道是我名下的生意铺子。 当时清远城商贾云集，同行如敌国，在这里开店总得借助地方上有力人物的关照，这是我取名“志通行”的考虑所在。但我仍担心这个铺子搞不好，于是我特别吩咐我的第二大队长陈锡去关照这个共产党办的铺子。陈锡除担任我第二大队长之职外，他还是军统特务驻清远站站长。陈在清远城有权有势，正是我可利用之人。陈锡则因我对他有救命之恩，故多次表示为我效命。他首先一日应承不与共产党为难，并在必要时给予关照。我要借他的力量，不管他知道不知道这“志通行”的性质，反正他是不会为难我的铺子的。果然，陈锡在听了我的要求后，十分爽脆地说：“大哥，你放心就是了。”
以“纸”包“火” 北江地下党异常活跃，特别是我“挺二”纵队的巨大变化，是不可能瞒住这一地区的反共分子的。国民党英德县党部首先为此不安，视作“赤化”，但又慑于我的名望，于是他们“联名"用假 名写了一封控告信，呈余汉谋总司令。信中列举我如何“通共”、“容共”，把“挺二”搞成共产党一样的军队，要求惩办莫雄云云。余汉谋为表示对我的信任，把信转给了我。我看罢雷霆大作，我知道这是县党部的那帮家伙干的，因为匿名信上的假名只不过把县党部的那些人的名字中间一个字改了，如康祝年、成拨云等，改作“康恭年“、“成佛云"。我便下令召集县党部的大小头目李焕章、陈朝任、康祝年等来司令部。我对他们说：“我们河水不犯井水，‘丢那妈’，你们抽那么多捐税我从来不占一份，现在你们这帮‘契弟’居然要作(广州方言，意指害)我，写信告我通共，要整死我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就算告到蒋委员长处我也不怕!念在乡亲乡里的情分，饶你们一次，如果你们哪个‘契弟’再敢放肆，我就打死你们!”我的盛怒把他们吓呆了，以后他们看到我均“退避三舍”，唯恐招惹上我，更没有敢再去告什么状了。 1944年夏，某一天，余汉谋忽然打来了一个电报，电文是：“亲译：据确报，你部黄桐华，……(以下三个姓名已忘)等四人系奸匪，仰即押解来韶法办勿延l，，恰恰这电报经由黄桐华译出来，他拿着电报给我看，我看罢，马上将它揉成一团扔进字纸箩。我说：“丢那妈，我这里哪有共产党，你说，你是不是共产党?”黄说：“不是。”我便说：“那就不用理它!” 正是做戏还归做戏，对余的电报不予理睬，那是不妥的。故此黄桐华向我说道：“大哥，不理不行呀，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下台啊!?”我听罢，明白了弦外之音，便拿起了电话，与余汉谋接通后，我说：“据我多方考察，知道这四人都不是共产党。先说黄桐华吧，他是你们司令部政治部派来的，他要是共产党，请问你们把他派来是想害死我吗?第二个×××，他是我的亲侄儿，从小在我身边长大，我清楚他不会是共产党。”以下还有两个，我也是如此这般地编造了一套去搪塞余汉谋。余听完我的话后，对我说：“莫大哥，这个责任非同小可，共产党不是开玩笑的，你要考虑一下!”我马上答道：“余总，不用考虑了，我拿人头作担保，如果他们是共产党，你就杀我的头吧!”说罢便气咻咻地扔下了电话。结果，余汉谋也拿我没办法，于是黄桐华等四位同志仍安全地在我司令部内照常工作，直至他们于1945年日本投降后脱离我部，上山树起红旗打游击为止。 以后我曾有几次机会到韶关见余汉谋。有一次余与张发奎和我边喝茶边谈笑，余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莫大哥，有人告你是共产党啊!”我呵呵大笑道：“两位，你说我像不像共产党?”他们连声说道：“不像不像，共产党怎么会有几个老婆?哈哈哈……。” 他们还说一接到特务送来的“状纸”，他们随手就将它扔进字纸箩。 俗话说，“纸包不住火”。这话现在看来就不一定，如石棉纸就能防火。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下，我这张石棉纸还是挺顶用的。 1944—1945年问，中共利用我的社会关系，请我将一些中共同志介绍到他们要到的地方，我都照办了。如陈枫(解放后首任我国驻冰岛大使)，我应他的要求，将他介绍到从化良口开展工作；又如林名勋，我应他的要求，将他介绍到韶关韶州师范学校“凑书”。1945年初，林名勋率领该校数十名师生上了英德江古山，树起红旗闹革命，成立了北江游击队北一支队等等。 1945年春，北江支队支队长邬强同志(解放后曾任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写信交由邓重行等4人到英德大湾找我，希望我提供“七九，’步枪子弹5000发，驳壳枪弹500发，我如数照付，并命令副官林光华雇船押送至连江口上下步，安全地交到中共游击队手中。 1945年英德沦陷后，我部第九中队何俊才，第再中队杜国栋，树起红旗上山与林名勋的北一支队胜利汇合。 1945年春，日寇攻陷了大北江铁路沿线，由于战乱而辍学在家的儿子仲球、三球，堂弟志光这3个青年学生，也产生了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思想，他们向我和黄桐华提出了想干救亡工作的愿望。我当然赞成。黄桐华根据青年人的特点，认为最好搞宣传工作，他亲自介绍了约10位进步青年共同组成隶属于“挺二”政治部的战时工作队，二儿子仲球被委为队长，意在借用司令儿子的名义作号召，具体领导实际上是潘达同志。该工作队成立后，在英德西乡浛洸、犀牛大洞、九龙黄花一带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唱歌演戏，出壁报，写日文反战传单到下步圩张贴，搞得有声有色。而他们不仅宣传抗日，也宣传反对国民党妥协投降，因而引起小北江国民党别动军的侧目，在连县的报纸上攻击“挺二”战工队是“赤化队”，但碍于是莫雄儿子们搞的，也不敢怎么样。 1942年间，中共广东省委遭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全省党组织都停止活动，党员均转移隐蔽，唯独在“挺二”纵队的共产党却照常活动，而且别的地方有些共产党员转到了“挺二”来，一直至1946年，中共北江地委仍安全无恙，工作活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