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战东江 东江的形势并不妙，孙先生亲自统率的东路讨贼军，因攻打惠州多日未下，反而被敌牵制在惠州城附近。陈逆几万叛军对讨贼军发动了多次攻击，使讨贼军处境险恶。我部乘火车赶到石龙时，东路讨贼军的十二旅已被逆军林虎、叶举部重创，王懋功、邱鸿筠都成了光棍旅长。因此，讨贼军的战斗力已十分薄弱。 9月中旬，我旅与张民达旅投入攻打河源之役失利，反被困在回龙圩与新丰江的狭长地带(地名叫瓦窑)，断粮两天，情况危急。断粮后第二天，我在一破房子后的草丛中解手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个被野草遮蔽得严严实实的大得出奇的南瓜，它足有50多公斤重！我马上命令士兵用刺刀剖开瓜，用尿缸(当时炊具都失散了)煮熟了分给大家吃。正是“饥者易为食”，我当时感觉到的味道竞不在鸡肉之下呢! 后来我与张民达旅长研究，认为困在此地只能束手待毙，遂决定突围，冲出这狭长地带。当部队绕着新丰江边的大山出了河口，至河源城外，已是入夜时分，只见河源城外篝火熠熠，漫无边际，敌军正在休息。我与张旅长指挥万余饥饿之师猛扑过去，正是“饿虎擒羊”，敌人毫无准备，仓惶四散。我部就地驻了下来，饱吃了敌人弃下的大米饭，宿营一夜后，第二天便向三径、泰美撤退。 到了三径，我在观察地形时，发现离我部一二公里路的地方，林虎部李易标逆军(此时李易标已投陈逆，任两旅指挥官)约三四千人正在急急行进。我心生一计，便与张旅长商量说：“敌军的装束与我们没有区别(逆军原本也是粤军，戴铜鼓帽，穿黄斜军衣，装束和我们一样)，现趁天色已晚，我部可派一营人尾随敌人，敌人是不会发觉的。敌进泰美后，一定马上忙于烧饭，开赌玩乐。我营混进泰美后，即按指挥行事，将白毛巾裹头，以示区别，然后突然向敌人冲击，敌人一定会被杀得措手不及的l"张听罢大悦。我又说；“为万一计，我们可布置一营人在泰美附近制高点上，随时接应混进泰美的那一营。”张甚以为然。于是，我召陈子良、杨得胜两个营长到跟前面授机宜，他们听罢颜容顿开，认为妙极，便衔命而去。杨得胜负责尾随敌军混进泰美，陈子良负责占领泰美附近的制高点以为接应。 不出所料，杨得胜率部顺利地尾随敌军进了泰美，晚上7点多，战斗打响了，敌方登时大乱，竞相开火的，争相逃命的，乱作一团。最后，在泰美街头巷尾丢下了百余死伤敌军，以及大批枪械和物资。李易标则吓丢了魂，跳下东江泅水逃命。我命令部队随即开进泰美，清理战场，然后马上转往博罗援救受敌围困的我军总司令部。增援部队除我及张民达两旅外，还有陈德平旅。围博罗之敌见我援军开到，只好退走。 后来我旅参加了柏塘、泰美之役，击败逆军。但在围惠州城战事失利的影响下，战局仍不剩子我军，遂败退往石龙。孙先生亦乘火车回到了广州。11月初，我也回广州了。
杀身之祸 我刚从石龙回穗，闻说我旅在东江缴获逆军的4000多条枪及大量弹药，在大沙头广九站被滇军无理扣留，我便忿忿不平地去找许崇智，刚好他也要找我，商议抵敌之计。我讨贼军败退回穗后，陈逆叛军乘胜追击，前锋已抵市郊石牌，石牌我军防线吃紧。而粤军大部分部队却不在广州，张民达旅又因张患病无法参战，我旅眼下便是难得的抵抗力量了。许崇智总司令知道我的来意后，马上安慰我说：“这些枪支好办，就算他们不还给你，我以后去石井如数造回给你。现在形势吃紧，你旅先开赴前线御敌吧!” 然而我正在气头上，觉得自己屡立战功，反而被滇军收去战利品，这口气我如何咽得下去，我便强硬地答复许总司令：“新造的枪我不要，我一定要滇军所收我的枪支，一支也不能少， 否则我决不去打仗!” 许总情知一下亦无法向滇军讨回我部的枪支，便苦苦地向我诉说前线的形势，样子非常焦急。许总虽说是粤军一军之长，其实并不像个军人，他亦不爱穿军服，只穿长衫，常常在司令部里大抽鸦片。有事求你时，他几乎可以跪在你面前，但无事相求时，要拜见他便十分艰难了。 我见许总不答应立即到滇军那里交涉，我便说：“我这个旅长不干了!我打仗是为了革命，如今反而被友军缴了自己的战利品，这样下去还有什么意思?”言毕，便忿然下楼而去。 1923年l1月18日深夜，长堤南园旅店我的房门突然被剧烈的‘叩打声震动。我在朦胧中开了门，只见几支驳壳枪张大机头正对着我，同时闯进十多个全副武装的警察。我登时睡意全无。来者为首的是广州警察局局长吴铁城手下的驳壳大队长何十。何十用很不客气的日吻对我说：“莫旅长，吴局长有话跟你说，请吧!” 囚车将我送到警察局后，我没有见到吴铁城的面，便被推上二楼，锁上脚镣手铐，戴上了一种名日“吹箫”的卡着喉咙使入动弹不得的刑具。我也不知是怎样熬过这一夜的，天亮后，看到操场上一排行刑队已经排列整齐。莫非我违抗军令便该死罪?平时松松垮垮的军法，难道对我突然严厉起来?我心里不由得紧张起来。不久，又见行刑队好像接到什么指示解散了， 我才舒了口气。忽听一阵匆匆的脚步声走近前来，我困难地抬起头，来者原来是许崇智的弟弟粤军总司令部中校副官许龄筠。他看见我这般模样，马上对立在一旁的何十骂了起来：“你马上给我除了这‘架撑’(指刑具镣铐)，莫旅长是什么人?他为革命立了那么多功，你够胆如此虐待他?”何十慌忙说这是吴铁城局长的吩咐。许马上走去见吴铁城，我这才被卸下了身上的刑具。从许龄筠口中，我才知道刚才过去的几个小时，我躲过了一场杀身之祸。 原来，当邹鲁知道我被捕后，马上去找孙先生，从孙口里知道我犯了“通敌罪"(这当然是别人的诬告)，并知道孙先生已下了枪决的手令。邹听罢又气又急地向孙先生诉说我为革命立下的功绩，特别提到十多个月前的“白马会盟”一幕。邹说，像莫雄这样的革命党人，断不会通敌。孙先生听罢虽然有所感动，但命令已发下去，他表示很难收回。邹见事已危急，连忙走到参军处吩咐不得将命令发出，转而出门寻找营救办法，刚好碰见范其务匆匆而来，他也是为我的事赶来总统府的。邹 马上叫他去见孙中山，并跪在孙先生面前，非要他收回枪毙莫雄的成命而不起立。然后，邹又走去联络其他人想办法。 范其务见到孙先生后，果然马上跪下，双目含泪，谓孙先生若不收回枪毙莫雄的手令，他绝不起身。接着范其务把他目睹我联系“白马会盟”的经过一一向孙陈述，最后，他泣不成声地说：“若孙先生枪毙了这样忠实的革命同志，以后便没有人跟你革命了I”孙先生这时已受感动，马上扶起范其务，说他立刻收回手令，但范仍不肯立起，说非要亲眼目睹孙先生收回成命才罢休。孙先生便立即着马湘到参军处将枪毙莫雄的手令收回来，当着范的面撕成碎片，范其务才欣然揩泪而起。 许龄筠说到这里，，替我分析说，孙先生之所以认为我犯了“通敌罪”，完全是受了司令部警卫营营长吴泽理、吴铁城等人的蒙蔽，吴泽理等人想杀了我之后，好去接收我部存放在江门的几千支枪，于是趁许总司令被我气走，孙先生对我非常恼火时进行诬陷。 听完了许龄筠的这席话后，我摇头叹息道：“幸得各位大哥救我一命了!” 许龄筠找来了吴铁城，当面吩咐他不得难为我，要关照好我，吩咐完毕，他才离去。以后，几乎每天他都来看我。 邹鲁、范其务于当日下午即来看我。以后，孙科、陈其瑷、张民达等人亦经常来探望我。从他们口中，我知道侵犯广州的逆军已被豫军樊钟秀率部及时击溃。 何十这时对我的态度已完全转变，我的“监禁”竟移到了何十的房间，他自己则住到我的对面房。他对我奉若上宾，他自已吃什么我便吃什么。
第四十天 由于朋友们经常来与我聊天，加上何十无微不至的招待，不知不觉的我在警察局里已呆了40天，这一天是1928年的12月28日，正好是“白马会盟”一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引起我万般感 慨。于是我将自己参加革命的整个过程详细地写了8张纸，准备呈给孙先生。在信的结尾，我写道：“若今天不在囹圄之中，我的部队一定会开会庆祝一番。然而今天我却置身狱中，无法庆祝了。恳请孙先生放我两小时假，让我到中央公园找个地方手舞足蹈一番，以示庆祝吧！” 刚搁下笔，孙先生的贴身卫士曾飞鸿、肖桂等4人来看望我。我便把墨渍未干的信托他们交给孙先生。这4个人一向与我交情很深，又是“联义社"的同人(我于1920年由曾飞鸿、肖 桂介绍加入“联义社”)。他们接过信，对我说：“你放心，我们一定劝孙先生放你出来，若然不放，让我们来顶你坐监就是了。”说罢，他们急步回总统府去了。 据说，孙先生从他们手中接过信后，边看边点头，以掌击膝、自言自语道：“是个革命同志啊!”他看完后，问站在一边的曾飞鸿等是否要保莫雄出狱？众人齐声答道：“是！”并说可以把他们扣留起来以换我出狱。孙先生忙说：“不用不用，这就放，这就放!”他们见孙先生如此爽快，便说：“请先生下命令吧！”孙先生马上签具了名字，将手令交与曾飞鸿，说道：“告诉莫雄，出狱后不能造反，明天早上来见我吧！”曾飞鸿等从孙先生手中接过手令，欢天喜地的赶到警察局吴铁城办公室。此时已是中午11时半，吴正准备下班，曾飞鸿等人大声喊道：“吴铁城，马上放莫雄！”吴铁城接过孙先生的手令，见上面写道：“令警察局长吴铁城，着即释放莫雄。”便遵命执行了。 在出狱的路上，他们讲起上述经过，我感激之情确是难以言状。由于意外地突然走出监狱，重获自由的兴奋，使我把到中央公园庆祝“白马会盟”一周年之事都抛到九霄云外了，至晚上才突然省悟，即与众人举杯痛饮，以示庆祝。 第二天一早，我去竭见孙先生。路上，我虽然还有一肚子委屈，但当我见到孙大元帅时，心里感到十分惭愧，深悔自己没有服从许崇智的命令，以致酿成广州城一时之危急。孙先生却和蔼地教导我说：“年青人血气方刚，但不能意气用事，你把汝为(许崇智别号)气走就很不好嘛!” 我返回部队后，仍旧当旅长。不久奉命到连平，打退了陈炯明的部队，后奉命回穗。 1924年春，孙先生决定取消东路讨贼军之名，改为建国粤军番号，以许崇智为粤军总司令，蒋介石为总部参谋长。遂将所辖粤军建立师的编制。一天，孙先生召我去谈话，原来孙先生拟将我旅归编给张民达旅，让张任师长，我任该师旅长。但张民达只有1个团零1个营的兵力，而我旅有3个团。为此，孙先生曾征求张民达的意见，问这样的归编，莫雄会不会同意。张民达说：“他会同意的!”但孙先生还唯恐我不同意，这次召见，便是为了探询我的意见。我说：“孙先生，我是个革命军人，我与张民达如手足兄弟，我愿意归编给张民达。”孙先生登时大喜，呵呵地笑道：“很好，很好!”这样，张民达便升任为建国粤军第二师师长，我旅编为第二师第三独立旅。
镇压商团叛乱 1924年，广州商团闹得很凶，严重威胁国民革命政府，他们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一方面加紧扩大其反革命武装，另一方面，又与陈炯明逆军进行勾结，并且得到驻守广州的滇军支持，妄图推翻革命政府。孙先生获悉后，马上电饬代大元帅兼广东省长胡汉民严办商团，遂成立专门对付商团暴动的革命委员会，孙先生亲任会长，调建国粤军张民达的第二师进城镇压反动商团，另指示李福林的第五军配合行动。张民达师长接命令后，即着我旅进城，在西门口一带布置阵地，与李福林部划分了守备及攻击的范围。以太平桥为界，李部负责桥以南，我旅则负责桥以北。 “双十*****”发生后，反动商团颠覆革命政府的阴谋日益暴露，他们亦自知孽重，难逃革命政府的惩罚，便加紧了反革命军事活动。在西关内街通向太平路丰宁路(现人民路)一带的路 口均设置了大量木栅铁栅和工事。英国领事居然通牒我革命政府，谓如我对商团诉诸武力，驻扎白鹅潭的英舰即对我政府施以炮轰。通牒发出后，停泊在白鹅潭的英舰立即卸去炮衣示威。孙先生面对这一无耻讹诈，一笑置之，除严词驳斥英领事外，即电英内阁总理麦克唐纳，表示严重抗议，声明如英舰敢于轻举妄动，我将予以正当回击，一切后果由英方负责。 10月15日晨，我部接命令对商团实行总攻击。为了避免殃及市民，在总攻之前，我部按指示仍不断向商团呼吁，希冀他们最后悔悟。是日凌晨，我率所部几名营连长一边巡视太平路西门口一带地形，一边大声地向敌方疾呼，要他们放下武器，打开排栅，向革命政府投降。谁料驻西门口高楼上的敌人突然向我们一阵机枪扫射，我身旁的营长许玉振当场中弹倒下①。我心中异常愤怒，立即向师部汇报。待总攻开始，我即命令炮兵将西门口敌军高楼轰掉；同时命令我部1个团从敌军守备薄弱的盘福路附近偷袭，插进敌背，从横街小巷对敌进行迂回包抄；我正面阵地的部队待迂回部队进展得手，乘敌阵地动摇之际冲锋突进。商团反动武装当即全线崩溃，一部逃往石龙圩， 再也跑不动，而跪下投降；商团大部由西关逃往西村时，滇军竟坐收渔人之利，出动所部在各路口截缴商团军的枪械。 自10月15日晨发起总攻至解决商团的战斗顺利结束，所花时间不及一天。白鹅潭上英帝国主义军舰上的大炮始终寂然无声。帝国主义的恫吓政策在坚定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面前，彻底暴露了它们色厉内荏的丑恶面目。 ①许玉振营长现安葬于广州黄花岗起义烈士陵园联义社墓地。五、第一次东征 燕塘检阅 1924年冬，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召集建国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桂军总司令刘震寰、滇军总司令杨希闵等人会商讨伐盘踞在东江、韩江地区的陈炯明部队，以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当时决定，桂军为左翼，出翁源向连平、龙川攻击前进；滇军当正面，出增城向河源方面攻击前进；粤军担任右翼，沿广九铁路线，转向平岗、淡水攻击前进，并指定粤总司令许崇智留守广州，为后防军总司令。 孙先生部署东征停当后，应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的电邀，准备偕夫人等北上。孙先生临赴北平前，于11月初在燕塘举行阅兵大会，受阅部队有粤军第二师，吴铁城警卫军，徐景唐1个团等。我任检阅指挥官。 在宽阔的燕塘练兵场上，由民工临时搭起了竹棚作检阅台。当日孙先生乘轿车来到燕塘，同车前来的还有宋庆龄、许崇智、苏联顾问鲍罗廷及加伦将军等。当孙先生出现在台上时，齐集台下的受阅部队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孙先生待掌声平息后，开始演讲，他痛斥陈炯明的反革命罪恶行径，激励指战员对叛军无情征伐他说：“我们革命军是坚强的，英勇善战的，我们要以一胜十，以十胜百! 必须为主义去牺牲，不要为金钱去牺牲，才叫革命军!”随后，他又内行地讲了一些战斗技术，如射击技术。他说：“一要善于隐藏，二要瞄准敌人，瞄准是为了打倒敌人，隐藏是不让敌人打倒。”他的演说通俗易懂，还经常用“士的”(拐杖)作比划，全场官兵屏息静听。待演说毕，阅兵式开始。由我骑马指挥部队以排分列式在台前整齐地行进，所有的部队都接受了检阅。事实证明，受阅部队并没有辜负孙先生的期望。
挥军东征 1925年初，当孙先生离穗北上后，陈炯明叛军以为时机已到，竟分三路攻打广州。1月中旬，广州大元帅府依孙先生之战略部署下达了东征总动员令(孙委胡汉民为代元帅)。但是，担任左翼东征的桂军刘震寰，担任正面攻击的滇军杨希闵只顾占地盘，对孙先生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两军佯围惠州城，实是按兵不动。只有原由粤军负责的右翼军按原计戈Ⅱ于1925年1月中旬誓师出发东征。东征粤军右翼总指挥为张民达；苏联顾问罗加诺夫；参谋长时剑英，统领二师四师及吴铁城警卫军。二师长张民达辖第三、四两旅，四旅长由张民达兼，我任第三旅旅长；四师长许济，参谋长蒋伯诚；辖谭曙卿、陆瑞荣两旅，另有吴铁城警卫军的欧阳驹加强团及余鹰扬团。我还任东征粤军的右翼前敌总指挥。二、四两师共约l.5万人，吴铁城警卫军两团合约2700人。 1月26日，在张民达总指挥的率领下，东征粤军奉命出发，沿广九铁路很快拿下了石龙、东莞。我率第三旅负责肃清广九沿线敌军，径向淡水、平山攻击前进。东征粤军屡战屡捷，几天之后攻克常平。总司令部及大元帅府接到我军捷报后，非常高兴，命我军在常平停留休整。大元帅府特派许崇智率慰劳团前来慰问。偕同前来的还有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苏联顾问鲍罗廷将军及广州市市长孙科、公安局局长吴铁城等。为加强东征粤军的实力，许总司令调粤军第一师陈铭枢旅参加东征，陈旅属下有张发奎及蒋光鼐两团，蔡廷锴当时任蒋团的营长。
阵前易帅 值慰劳团至常平之际，蒋介石率两团装备精良的黄埔军校第一、第二教导团来到常平车站，向许崇智总司令请缨，要求参加东征。黄埔教导团是仿照苏军方式编练成的，教导团的指战员大都是川、滇、桂等地经过战斗洗礼的老兵，经验丰富。当时第一教导团团长何应钦，第二教导团团长王柏龄。团、营、连各级都设有党代表，且大部分是中员。军事装备全部由苏联供应，步兵用的是清一色的日制三八式步枪，每连配有苏制车轮式重机关枪，每团还配有一个拥有9门75山炮的炮兵营，这在当时是一支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武装得最好的军队。 许崇智见蒋率实力雄厚的黄埔军前来助战，极其欢喜。在慰问团的花车上，许拍着我的肩膀说：“介石是参谋长，他既然来了，我拟任命他为粤军右翼总指挥，这样，就要张民达师长让出位子来了。但我素知民达与介石不和，你是否去说服张师长?”我听罢，心中甚为不悦，心想我东征军自征战以来在张民达指挥下屡战屡胜，如今断无道理撤换这个总指挥；张民达怎会愿意让出自己的位置给蒋介石，接受他的指挥呢?想到这里，我便向许总表示为难，但许仍然要我去劝说，他说；“你与张师长情同手足，我是知道的，因此由你去劝说最为合适，你不必推了。”我无可奈何，在车站月台上找到张民达，谈起此事，果然张听罢登时怒不可遏，大骂起来：“蒋介石这个‘契弟’（带有侮辱性的广州方言)，就是他归我指挥，我也不要他哩，何况要我受他指挥?!要他指挥我，除非打过先!” 我将此情况向许崇智汇报，许竟潸然泪下道：“让我跟你们去打仗，我自己当指挥吧!”于是，许打电话回广州总部，增派侍卫，有冯轶裴带一警卫团及林祥带一宪兵营前来。许宣布自兼右翼军总指挥。
淡水之战 我军在常平经过几天休整后，于1月底继续向龙岗、淡水之线推进。我旅则奉命仍沿铁路前进，扫荡平湖以东新圩之敌，然后会师淡水。 陈逆第二、第五两军主力在淡水城及附近高地黄茅岭一带与我军激战两昼夜，我军终于攻下淡水，全歼守城敌军1个旅。此役击毙敌团长陈佑兴以次官兵数百人，敌军分退平山，三多 祝等地。 攻占淡水的当天下午，据守附近的敌军曾组织一次猛烈反扑，首先进入淡水的第四师和黄埔教导团二团都先后退出淡水城，傍晚敌军一路冲抵东门外，出坚持在城内的张民达率领他自兼旅长的第四旅冲杀一阵，才把敌军击退了。黄埔教导团第二团团长王柏龄因此役临阵慌张被撤职，以钱大钧继任。 淡水城几经冲杀，叛军虽败下去，但仍不死心，叛军叶举探知许崇智设司令部于淡水，便准备卷土来犯。适我部奉命从平湖急行军赶至淡水，我发现这里布防疏忽，右翼军总指挥部设在这里非常危险，遂命令所部加强狮山及邻近几个山头制高点的严密布防，作好战斗准备，然后我才去司令部见许总司令。(解放初期，当年叶举部一名叫彭智芳的师长告诉我，那次叶举准备夜袭淡水，由于我部及时赶到，叶举才取消这一计划。叶举对他们说：“莫雄一向诡计多端，又不怕死，不知什么时候钻出来的，现在他这样布防，定有阴谋，夜袭计划只好作罢了。”)
三多祝阵地
以后，我东征军向黄皮径东北一带进攻，叶举亦令洪兆麟、熊略两部同时全线反击。双方激战终日，敌伤亡惨重，只好率残部分头后退，熊部退白云、东岭一带，洪部退守三多祝。
我率部乘胜进占平山，追击至三多祝。洪兆麟倚仗三多祝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竟向我军下了一份挑战书，并把它贴在一间小学的礼堂上，上面写着：“本将军洪兆麟，在三多祝候驾，来者君子，不来者小人——洪兆麟掷笔。”我看着先头部队给我送来的这份挑战书，心想，洪兆麟屡败子我军，今番竟如此大口气，内中必有原因。于是我在平山拜访了一些乡亲父老，经过调查，才知道洪兆麟的挑战书是下得满有把握的。
原来，三多祝阵地是由重叠的山岭构成的，地形极为险要。三多祝圩场外有一破崩岗，地势曲折，前面有大片开阔水田。洪兆麟在破崩岗挖了大量工事。岗之上首还有一个小山岭，名日“猪兜岭”可窥视全部阵地，敌人在这里布下了炮兵阵地，布置了大量轻重机枪交叉火力点。在“猪兜岭”上首还有一座高达千米的山岭，名日“牛皮嶂”，可监视全局。翻过这山岭有牛皮嶂村，住有不少农户。洪兆麟的两师人马，李云复率一师守牛皮蟑，尹骥率一师守三多祝一带，计有万余兵力，配有炮兵营。另在三多祝圩后的东江河对岸有“屐子围"，谢文炳一师人在此据守，与三多祝遥相呼应。洪兆麟曾依仗此地形打败了桂军马济部队，缴械几千；以后又打败滇军蒋光亮部数千人。当地老百姓说，三多祝是一个张开大口的布袋，无论多少人马，都只有给装进去被吃掉的下场。
平山会议
走访了乡亲父老后，我接到通知到平山粤军总司令部开军事会议。听说这个会议很重要，是蒋介石和加伦将军建议召开的。粤军团长以上的军官都参加了会议。
会上，蒋介石第一个发言，他分析了当前敌我态势后，提出了作战计划。他说：“孙先生离开广州前，一直想拿下惠州，他亲自督师*****惠州已有三年之久。现在以我乘胜之师攻打惠州，指日可下。这样，一则可以惠州为根据地扫荡叛军，二则也还了孙先生的心愿了。”
我在一旁听着觉得不对头，待他言毕，我站起来说：“我不同意蒋参谋长的计划，因为目前敌我兵力对比，是敌众我寡。惠州城内有杨坤如部5000余人，而惠州城地形险恶，若我军以全部
兵力2万余众*****惠州，非一日可下，要是陈炯明各路叛军几万人汇集起来给我们一个反包围，我们岂不成了‘夹心饼’?这个策略不行。”我接着说，我们应乘胜追击正面败退之敌，给敌
人以重创，扩大我们已得的胜利。
蒋思考了一下，亦站起来说；“如果这样，驻守惠州之敌一样会出而拊我之背。”我说：“不会的，我熟悉杨坤如的性情，他才不会弓l火烧身，即使会，亦至多派1个团出来骚扰，我们的后备部队完全可以对付他。”
只见加伦将军起立发言：“既然莫指挥官不同意，那么，蒋参谋长带一路兵去打惠州，莫指挥官带一路兵去追击敌人罢。”
我说：“此法更不可用，如今敌方兵力比我军多几倍，若是再将我军分两半，只能更利于被敌人逐个击破。”言罢，会场议论热烈，多数人赞同我的看法。于是许总司令开言：“打惠州之议不提了罢。可是，进攻正面强大之敌，谁肯担此重任?”
我说：“许总司令，我们是军人，你下命令吧!”
许喜形于色，对着我说：“这个任务就交给你莫指挥官了！”
“谨尊钧命!”言毕，我从口袋里掏出洪兆麟的挑战书，向大家读过。然后，我满有把握地说：“正面之敌洪兆麟部虽然气焰嚣张，但我一定能够战胜他!”于是我向大家分析了敌方的地形和军事分布态势，并提出全军配合，一定要胜利夺取三多祝。会议最后由许总命令，由我指挥第二师、第四师主攻三多祝，蒋介石配合我军率黄埔军迂回攻击海丰，目的在于动摇三多祝守敌并截击溃退之敌。
拿下三多祝
我回到师部后，召开了第二师连长以上干部会议，向他们谈了以上情况，征询他们进攻三多祝的方法。第四旅张和团的一个营长名叫彭长，大声说道：“我便是牛皮嶂村人，自小在此地打柴打猎，山径小路，我都熟悉，我营还有不少牛皮蟑村的人，我请求带队先爬上牛皮嶂l”我昕罢顿时大喜，暗想：“天助我也!”便对大家说：“三多祝这样险恶的地形，绝不可正面进攻，除非先取牛皮嶂，然后居高临下，才可取胜。可以说，成败的关键在于牛皮嶂。”接着，我口头命令：“张和团长率该团今晚向牛皮嶂出发，待明晨大部队向三多祝正面推进时，你部无论用何种办法，务必拿下牛皮嶂!”我又向大家分析道：“驻牛皮嶂山顶有1个师，师长李云复是我手下败将，此人以肥、懒、蠢闻名，又是个鸦片烟鬼，他是不会住到千多米高的山顶上的，亦不会估计到我们先向牛皮嶂开刀，故此，山顶守敌肯定不多。”我又声明，这只是估计而已，若山顶有重兵把守，张和团也要以夜袭的战术手段，不惜代价，坚决拿下!对三多祝隔河的“屐子围”敌军，我则以前敌总指挥的名义，命令许济师谭曙卿旅于是夜从西江下游偷渡过河袭击，务必拿下“屐子围”。
当日下午4时，我口头命令张和团，为了迷惑敌人，将部队朝牛皮嶂村相反方向出发，行至黑夜，又折回三多祝背后牛皮嶂村山脚。彭长营长率1个营精悍的先锋队从山背寻小路密径爬上牛皮嶂制高点。果然，敌人没料到我军从背后摸上来，山顶居然没有守备，张和团一枪未发，占领了山顶，待布置停当，天已拂晓。张和团发起攻击，由上而下勇猛地冲向敌阵，敌多半还在酣睡中，没料到我军从天而降，无法组织抵抗，只好狼狈地往山下奔逃。我军大部队已在正面阵地以轻重武器的密集火力“迎接，，他们，形成了上下夹击。敌溃不成军，拼命逃跑。我军乘胜追击，俘获无数。攻打屐子围的第四师亦偷袭成功，将谢文炳彻底击溃。我军越过三平山直下海丰时，洪兆麟部已弃守海丰，向潮汕方面逃得无影无踪了。
到了海丰县城，负责迂回攻击海丰的黄埔军蒋介石部还未到，按计划他早该到了。翌日下午5时许，方见蒋之部队到来。蒋见到我后，笑着说：“莫指挥官，你打得真快呀，真没想到比我走路还快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