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政协、广州市政协、英德市政协合编。原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第一次出版。这里摘录的是原书的莫雄口述部份。
他帮助孙中山打天下，有过很大功劳，几次带兵救过孙中山，孙中山却曾因误会，签发过命令要杀他：蒋介石大军往福建围剿蔡廷锴，莫雄冒死去给蔡报信，蔡却把他当「奸细」捉住要枪毙；莫雄与蒋介石在许崇智手下共事多年，舆蒋介石有生死之交，却因一向明目张胆帮助*****，蒋介石两次要杀他；一九五一年*****的江山刚开始坐稳，这位几乎一生都在借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冒死帮助*****的人，忽然被列为「反动官僚地主恶霸」，当时广东的有关主政亦正式签令要杀他。有趣的是，每次大灾大难，莫雄都是摇着大葵扇哈哈而过，原因很奇待：他是叶剑英、贺龙、陈赓及一班中共特科精英的好友，因而*****带「红」；又曾派人加入乡间日本皇军，想争取保护乡亲的权利而带「黄」；国民党蓝衣社的特务大头目康泽等是他的好友又使他带「蓝」；他自己在国民党又是将军级的「白」军头目：中南一带的「黑」道人物更没有一个不认这个莫大哥的。因此，他被人称为「五色将军」。更奇的是，在战场上他还是个打不死的人，有时从铜帽到腰带浑身弹孔，却仍皮肉无损。黑白两道最怕这种人。
革 命 最早的回忆 我的祖籍是广东省英德县葫菇乡拱桥头莫屋村。祖辈离乡谋生已几代人了。祖父生有二子，长子莫献珍，次子莫献庭便是我的父亲。母亲江氏，是英德治洸镇一位小商人的闺女。父亲和伯父都家境贫困，父亲以泥水匠为业，兼做编织竹器等家庭手工业以维持生计。伯父无固定职业，有时当肩挑小贩，有时抬猪粪积肥，有时又受雇干农活短工或看守果园。 1891年，我出生于韶关城南门外左营街一间破陋的小屋中，由于我是寅时出生，因此我的乳名叫寅仔，以后我出身做事才改名为莫雄，别字志昂。我还有一个胞弟叫莫祥，比我小两岁。 我6岁丧母，父亲不久续弦，娶英德浛洸卢氏女为继室，继母也生一子，名莫汉。我自幼性情倔强，很看不惯后母的嘴脸，弄得家庭很不愉快，父亲为了避免麻烦，只好让我和弟弟跟伯父度日。伯父家境也很困难，他老人家嗜酒，常喝一种叫“水鬼冲”的下等烧酒，有时他买两个钱的花生来下酒，我兄弟俩站在旁边看，咽口水，他便给我们每人一粒。有时他不名一文，就用油盐炒小石卵 (石头不能吃，只是尝些咸味而已)来送酒。伯父如此穷困，仍养活我兄弟俩三年之久。 我回到治洸父亲身边时，已经是9岁了。父亲送我进私塾读书，塾师严厉，动辄打人，还有“跪圣人”等刑罚。有一次，我被罚“跪圣人”，感到受不了时未经塾师允许便擅自站起来了，塾师拿起戒尺打我，我一头撞在塾师的肚皮上，把他撞了个仰面朝天。结果我被开除了。回家捱了父亲一顿鞭子，因此我只念了三年私塾便辍学了。 此后，我成了放牛娃，不久转到附近的银铺当学徒，后来又到一间木铺做杂工。在木铺里从早到晚都要挑水，肩膀都被压破了，扁担粘着肉，渗出了血。但是艰苦的劳动却练就了我少年时期的好体格。下广州当小伙夫 我16岁那年，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位客人，名叫刘富，是广州石室“圣心神学院”的厨师。他见我长得结实，便说将我带回广州当小伙夫。父亲见刘富说得诚恳，便将我交托给他了。 石室是一座用石头垒成的尖塔式天主教堂。教堂的墙壁足有1米多厚，在这巍峨的教堂外，居住着1个主教和4个神父，他们全是法国人。这座“圣心神学院”有800多名中国学生，学 的自然是神道。他们年纪都在十三四岁左右，毕业后便派往各地教堂当天主教神父。 每天要按照洋人的口味烹调主教和神父的菜肴，又要负责几百学生的饭菜，刘富叔的担子确实不轻。每天一早他安排好其他几名厨房伙计的工作后，便领着我挑着两个大箩筐到街市买 菜买肉，然后回教堂做饭，我负责炉火。没多久，我就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那些神学生年纪与我相仿，都愿意跟我玩乐，其中几个甚至与我交上了要好的朋友。在他们的辅导下，我利用空余时间勤奋地学习文化，凡遇上不懂的字，我便将它抄在白纸上，请教这些神学生，后来他们索性借了套<康熙字典>教我查阅。不久，我居然能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其他侠义小说了。小说中，那些敢于打抱不平、讲义气，慷慨助人的忠臣义士形象，深深地印进了我的脑海中。
加入同盟会
随着年纪的增长，我的见识也不断增多。我经常看《岳飞传》等民族英雄的书籍，聚精会神地听大人讲有关太平天国的革命故事，逐渐地，我对腐朽的清政府产生了强烈的憎恶与仇视。
当时珠江河北岸正在筑长堤，每天晚饭后，我总爱到禹石室不远的长堤听人讲故事，听众大部分是筑堤工人，围着一位手提“李铁笔相命如神”白布小旗的相命先生。这位先生照例先给人相命，然后便开始讲广州城的一些“掌故”。如清兵攻入广州后大杀十八甫以及水淹六脉渠等残暴屠杀人民的历史，深深地牵动了听众的心。他继而宣传鼓动革命，推翻清朝，并说要革命就要参加同盟会。
革命宣传深深打动了我。一天晚上，我终于按捺不住自己的感情，李铁笔演说完刚走，我便拔腿跟上，在一个拐弯处，我追上了他，拉着他的衣袖，激动地说：“我要参加同盟会!”李铁笔转身一看，便拍拍我的肩膀，微笑着说：“你年纪还小，等你长大了，再参加吧!”他说罢便松开我的手走了。我赶忙又追上他，再次恳求道：“我虽然只有18岁，但我一定要跟孙中山闹革命，一定要推翻清朝。”我还说自己练过拳术，又有通身牛力，两三个大人都敌不过我。李铁笔见我激动得快要流出眼泪的样子，便点了点头，把我带进一间小旅店，用纸条写上了：“秉政街拾桂坊十九号，钟智仁。”末尾加附了他同意我入盟的意见，然后将纸条交给了我，并吩咐我行事要小心。
第二天，我按地址找到了这个联络点。“十九号”房子是个不大的堂屋，有不少人进进出出。我持纸条找到了钟智仁。他身穿长袍，体格魁伟，操一日客家话，看上去有30岁开外。他见我年少有志，十分高兴，他将入盟事宜向我介绍过后，在屋内的一间房里，叫我像他那样，举起右手，握紧拳头，庄严宣誓：赞成中国同盟会，推翻清朝为目的l随后，我在誓词上按下了指模。
钟智仁还向我介绍同盟会会员会面的暗号：握手后；当手将松开时，四指并拢，双方都在手心处将手指握紧，并说：“四万万同胞!”在谈话中，若是要考验对方是否自己人，明明是洋货，偏要把它说成是中国做的，这种“偏要”就是同盟会会员的一种“标志”了。
随后，钟智仁给了我一元银毫去照相，嘱我交回相片让他存档。钟智仁还指示我设法打进新军，从中策反，掌握革命武装。但我当时还在石室打工，新军招兵条例甚严，我只好等待时机。 打进新军
1909年秋，我被石室“圣心神学院”毕业的陈神父看中，要我当他的随身侍役。这年12月，我随陈神父到吴川县等地传教。恰好清军征兵，三丁抽一。当地莫姓武秀才，正为其儿子要被抽去当兵而为难，我为了执行同盟会交给我打入新军的任务，欣然冒名顶替莫秀才的儿子应征，入新军第一标第一营左队当步兵。兵营设在广州市郊燕塘，后又转到北较场。
我所在的新军第一标第一营前左两队俱是吴川县人，在后两队则是电白县人，绝大部分是新招来的农民子弟。当时清朝为了欺骗青年从军，在征兵的文告中以“入伍三个月后即可以武生即武秀才看待”为号召。1909年初废了科举，有些醉心于功名的青年亦因此而参了军，故新军中也有少数有文化知识的人。
我到了新军，竟然以为革命的时机已经到来，便暗自把缠在头上的讨厌的长辫子剪了下来，找个地方埋掉。第二天出操，队长陈远瞻、见习官马雄韬看见我军帽下的辫子没了，便把我拉到一边，严厉地问我辫子哪里去了?我还没有回答，陈远瞻又说；“你参加革命党了吧?”我不想回答。他继续说：“你这个傻仔，还不找条假辫子装上!有你这样自动暴露身份的革命党人吗? 要杀头的!”我听罢马上向他们敬了个礼，暗自侥幸碰到这样好的革命党同志。
我进了新军三个月后，才与部队中的同盟会秘密组织正式接上关系。领导我们策反的恰好是当初“李铁笔”介绍我去见的同盟会负责人钟智仁，他已混在清军中任城防宪兵少校队长。他指示我如何开展策反工作，如何向新军士兵作革命宣传。我都按指示去进行了。自参军后，我很注意刻苦学习作战本领，因而成绩颇佳，特别是器械体操项目，尤为出众。参军六个月后，我被提为班长兼营助理教练员，这给我的策反工作带来了更大便利，我可以到处去串联，在所认识的官兵中进行
活动。
我物色了一些有革命思想的士兵，对他们进行革命宣传。我模仿着李铁笔演说时的样子，给士兵们讲清政府的残酷屠杀；愤怒抨击清廷屈膝媚外，签订了多少卖国条约；又讲到三元里的抗英斗争；讲孙先生“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道理。我文化水平虽低，而且开始时不习惯用吴川、电白的方言来讲话，但我很快就克服了这些困难。在当时革命形势越来越趋于爆发性之际，我的策反工作开展得也特别顺利。当时我利用节日、假期士兵可以外出的机会，邀请一些士兵到白云山附近僻静之处秘密集会。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精神激励下，新军士兵强烈地表示坚决追随孙先生推翻腐败透顶的清王朝。有些士兵激动得甚至抱头痛哭，有的则以拳击树。
为了发展新军中的同盟会组织，我按指示暗中物色对象。每周，我都物色到lO一20个革命青年士兵，借休假之便到前述之秉政街拾桂坊19号宣誓入盟。钟智仁每每亲切接见我们，热情地表示欢迎大家参加同盟会。他申述革命的意义，指出同盟会会员的光荣使命，他的话使士兵们极为振奋。这个时候秘密入盟的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因考虑到军队士兵文化水平低，这样长的誓词不好念，还是念：赞成中国同盟会，推翻清朝为目的士兵们宣誓后，钟智仁照例向他们发一元银毫让每个人去照相，请他们在誓词上按指模。随后向士兵们讲同盟会的组织纪律，以及应付万一的措施，要求士兵们严守秘密，即使遭到逮捕，甚或杀头，亦不能出卖同志、出卖组织。当时一角钱便可照两张相，剩下九角钱，可用作上茶馆庆贺一番，故宣誓完毕后，士兵们都欢欢喜喜地离去。前后累计，经我介绍入盟的士兵约一二百人，可见新军中倾向革命的人是不少的。由于我的策反工作成绩优异，我从同盟会的排代表、连代表，提升为营代表。
黄花岗起义
1911年(辛亥年)正月，同盟会在香港跑马地设立革命军统筹部，由黄兴、赵声、胡汉民等领导，分八个课负责筹备起义的工作。同时又在广州、香港设立了几十个机关，分别集合党人，组织选锋队(敢死队)运储枪弹，运动新军及巡防营军队。
是年二三月间，各省革命党人，海外华侨革命志士来到省港两地集中准备参加起义的人已达数百。新军中的党人，因庚戌起义失败，人人磨拳擦掌，随时准备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为庚戌起义牺牲的战友报仇。
1911年4月8日(农历三月初十)，新军各标营官兵徒手整队前往燕塘，观看中国第一架飞机试飞表演。我自然亦在其中。只见飞机师将飞机发动，飞至七八丈高处，突然飞机失灵坠落，登时爆炸起火，机毁人亡。新军各标营亦因这乱哄哄的场面无法整队。我被挤到了清将军孚琦的大队人马的后面。由于人多路窄，故人流亦时趋时辍。行至省咨议会(现广州起义烈士陵园门前)，孚琦的轿子队伍停了下来。我爬上咨议会门前的石狮子去看热闹，忽然见一汉子突然奔到孚琦的轿子旁，左手抓住轿杠，拔出手枪向孚琦连击数枪。顿时人群吓得四散奔逃，连孚琦的卫兵也吓得无影无踪。
由于孚琦被杀，清政府文武官员异常惊恐，全城戒严。军警四处搜查，捕捉可疑群众，起义机关因此也遭到破坏。加之党人中有把起义计划走漏消息的，更遭到残酷镇压。新军受疑，各标营枪机均被收缴。炮兵则收缴炮膛撞针，并移营至白云山龙眼洞一带。新军参加广州起义的计划因而被打乱了。面临严重的形势，广州城内的革命党领导人赵声、黄兴、姚雨平、胡毅生、朱执信及李文范等人决定提前于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起义。
4月27日之夜，枪声震天，火光四起。驻营在龙眼洞之新军同盟会组织因无法与革命党人联系，且又被收去枪机，只好“隔岸观火”，未能参战。
早在起义之前，我部同盟会战士闻讯，曾纷纷争先恐后报名参加“敢死队”，如今他们见起义打响了，却不能参加，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有个南雄人名叫朱勇的，拉着我的手走出营房，提议刺死营长举行起义，我好不容易才把他制止住，由此可见当时我新军中同盟会战士激动的心情了。
得而复失
广州起义失败后，广东的革命运动虽遭一时挫折，而各省革命势力却继续增长。10月10日武昌起义胜利，东南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予清廷以致命打击。清廷力图挣扎，派将军风山前来广州坐镇以安定南方。但党人再接再厉，在凤山到任之前，就筹划用炸弹暗杀他。
凤山被炸后，清政府的文武官员惶惶不可终日，局面十分混乱。两广总督张鸣岐惊慌失措，水师提督李准则频频向革命党人接洽投降，陆军总镇龙济光态度暧昧，广州绅商主张独立，各地民军纷纷起义，而新军协统蒋尊簋亦主张独立。张鸣岐眼看大势已去，逃入沙面托庇于帝国主义。
1911年11月9日广东各团体代表决议“宣布共和独立”并推举胡汉民为都督，陈炯明为副都督。当日我奉命率领一个班负责警卫黄华路造币厂时，里边的人全跑光了，屋里堆满银元的大油桶兀然在目，地上还撒落不少白花花的银元。我命令全班战士任何人不得拿那里的一个银元，否则依军法惩处。
完成任务后，我与几位知己士兵到附近茶馆庆贺革命成功，但苦于囊内钱银无几，只好当了一件穿在里面的唐装衫，要了两斤酒，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
11月10日，胡汉民由香港返抵广州，就任广州军政府都督。全城悬民国新旗，张灯结彩，炮竹连天。广州是光复了，但清朝在北方的残余势力尚待肃清。于是，以新军各标营为基础，组成广东北伐军，姚雨平被任为北伐军总司令，林震、张我权、钟鼎基为师长，马锦芳、吴庆恩、刘灏等为团长。建制方面除由新军各标改编的4个团外，还有炮兵1个团，辎重工兵各1个营，另有华侨炸弹队随师北伐。当时我任北伐第四军第二十六团第二连第一排排长。
北伐军循海道乘船北上，先至上海，再到南京，随即进军宿州、徐州，与各省革命军合作，把反动军阀张勋进攻南京的部队击溃。这时，我被任为林震师第一团第一营第二连连长。在这场战斗中，我们北伐军官兵阵亡者54人，葬于莫愁湖畔(现在仍可找到这个墓道)。
就在这年年尾，我在南京与纺织女工李团珍结婚，记得当时我确实穷得可怜，连做新郎穿的那条裤子，也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
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同年2月，南北议和，孙先生将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我所在第四军林震师奉命解散，在下关上船之后全部被缴械，遣返广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