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多祝阵地 以后，我东征军向黄皮径东北一带进攻，叶举亦令洪兆麟、熊略两部同时全线反击。双方激战终日，敌伤亡惨重，只好率残部分头后退，熊部退白云、东岭一带，洪部退守三多祝。 我率部乘胜进占平山，追击至三多祝。洪兆麟倚仗三多祝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竟向我军下了一份挑战书，并把它贴在一间小学的礼堂上，上面写着：“本将军洪兆麟，在三多祝候驾，来者君子，不来者小人——洪兆麟掷笔。”我看着先头部队给我送来的这份挑战书，心想，洪兆麟屡败子我军，今番竟如此大口气，内中必有原因。于是我在平山拜访了一些乡亲父老，经过调查，才知道洪兆麟的挑战书是下得满有把握的。 原来，三多祝阵地是由重叠的山岭构成的，地形极为险要。三多祝圩场外有一破崩岗，地势曲折，前面有大片开阔水田。洪兆麟在破崩岗挖了大量工事。岗之上首还有一个小山岭，名日“猪兜岭”可窥视全部阵地，敌人在这里布下了炮兵阵地，布置了大量轻重机枪交叉火力点。在“猪兜岭”上首还有一座高达千米的山岭，名日“牛皮嶂”，可监视全局。翻过这山岭有牛皮嶂村，住有不少农户。洪兆麟的两师人马，李云复率一师守牛皮蟑，尹骥率一师守三多祝一带，计有万余兵力，配有炮兵营。另在三多祝圩后的东江河对岸有“屐子围"，谢文炳一师人在此据守，与三多祝遥相呼应。洪兆麟曾依仗此地形打败了桂军马济部队，缴械几千；以后又打败滇军蒋光亮部数千人。当地老百姓说，三多祝是一个张开大口的布袋，无论多少人马，都只有给装进去被吃掉的下场。
平山会议 走访了乡亲父老后，我接到通知到平山粤军总司令部开军事会议。听说这个会议很重要，是蒋介石和加伦将军建议召开的。粤军团长以上的军官都参加了会议。 会上，蒋介石第一个发言，他分析了当前敌我态势后，提出了作战计划。他说：“孙先生离开广州前，一直想拿下惠州，他亲自督师*****惠州已有三年之久。现在以我乘胜之师攻打惠州，指日可下。这样，一则可以惠州为根据地扫荡叛军，二则也还了孙先生的心愿了。” 我在一旁听着觉得不对头，待他言毕，我站起来说：“我不同意蒋参谋长的计划，因为目前敌我兵力对比，是敌众我寡。惠州城内有杨坤如部5000余人，而惠州城地形险恶，若我军以全部 兵力2万余众*****惠州，非一日可下，要是陈炯明各路叛军几万人汇集起来给我们一个反包围，我们岂不成了‘夹心饼’?这个策略不行。”我接着说，我们应乘胜追击正面败退之敌，给敌 人以重创，扩大我们已得的胜利。 蒋思考了一下，亦站起来说；“如果这样，驻守惠州之敌一样会出而拊我之背。”我说：“不会的，我熟悉杨坤如的性情，他才不会弓l火烧身，即使会，亦至多派1个团出来骚扰，我们的后备部队完全可以对付他。” 只见加伦将军起立发言：“既然莫指挥官不同意，那么，蒋参谋长带一路兵去打惠州，莫指挥官带一路兵去追击敌人罢。” 我说：“此法更不可用，如今敌方兵力比我军多几倍，若是再将我军分两半，只能更利于被敌人逐个击破。”言罢，会场议论热烈，多数人赞同我的看法。于是许总司令开言：“打惠州之议不提了罢。可是，进攻正面强大之敌，谁肯担此重任?” 我说：“许总司令，我们是军人，你下命令吧!” 许喜形于色，对着我说：“这个任务就交给你莫指挥官了！” “谨尊钧命!”言毕，我从口袋里掏出洪兆麟的挑战书，向大家读过。然后，我满有把握地说：“正面之敌洪兆麟部虽然气焰嚣张，但我一定能够战胜他!”于是我向大家分析了敌方的地形和军事分布态势，并提出全军配合，一定要胜利夺取三多祝。会议最后由许总命令，由我指挥第二师、第四师主攻三多祝，蒋介石配合我军率黄埔军迂回攻击海丰，目的在于动摇三多祝守敌并截击溃退之敌。
拿下三多祝 我回到师部后，召开了第二师连长以上干部会议，向他们谈了以上情况，征询他们进攻三多祝的方法。第四旅张和团的一个营长名叫彭长，大声说道：“我便是牛皮嶂村人，自小在此地打柴打猎，山径小路，我都熟悉，我营还有不少牛皮蟑村的人，我请求带队先爬上牛皮嶂l”我昕罢顿时大喜，暗想：“天助我也!”便对大家说：“三多祝这样险恶的地形，绝不可正面进攻，除非先取牛皮嶂，然后居高临下，才可取胜。可以说，成败的关键在于牛皮嶂。”接着，我口头命令：“张和团长率该团今晚向牛皮嶂出发，待明晨大部队向三多祝正面推进时，你部无论用何种办法，务必拿下牛皮嶂!”我又向大家分析道：“驻牛皮嶂山顶有1个师，师长李云复是我手下败将，此人以肥、懒、蠢闻名，又是个鸦片烟鬼，他是不会住到千多米高的山顶上的，亦不会估计到我们先向牛皮嶂开刀，故此，山顶守敌肯定不多。”我又声明，这只是估计而已，若山顶有重兵把守，张和团也要以夜袭的战术手段，不惜代价，坚决拿下!对三多祝隔河的“屐子围”敌军，我则以前敌总指挥的名义，命令许济师谭曙卿旅于是夜从西江下游偷渡过河袭击，务必拿下“屐子围”。 当日下午4时，我口头命令张和团，为了迷惑敌人，将部队朝牛皮嶂村相反方向出发，行至黑夜，又折回三多祝背后牛皮嶂村山脚。彭长营长率1个营精悍的先锋队从山背寻小路密径爬上牛皮嶂制高点。果然，敌人没料到我军从背后摸上来，山顶居然没有守备，张和团一枪未发，占领了山顶，待布置停当，天已拂晓。张和团发起攻击，由上而下勇猛地冲向敌阵，敌多半还在酣睡中，没料到我军从天而降，无法组织抵抗，只好狼狈地往山下奔逃。我军大部队已在正面阵地以轻重武器的密集火力“迎接，，他们，形成了上下夹击。敌溃不成军，拼命逃跑。我军乘胜追击，俘获无数。攻打屐子围的第四师亦偷袭成功，将谢文炳彻底击溃。我军越过三平山直下海丰时，洪兆麟部已弃守海丰，向潮汕方面逃得无影无踪了。 到了海丰县城，负责迂回攻击海丰的黄埔军蒋介石部还未到，按计划他早该到了。翌日下午5时许，方见蒋之部队到来。蒋见到我后，笑着说：“莫指挥官，你打得真快呀，真没想到比我走路还快呀！” 扫荡林虎 当三多祝战役击败洪兆鳞部的时候，．陈兵兴宁、五华、河源、紫金一带的林虎部还是完整无缺。林虎拥兵2万余，是陈军中的劲旅。此人有野心，当我军同叶举、洪兆麟部对垒时，他拥兵自重，作壁上观。叶举在淡水作战时，就曾去电林虎，请速增援，林虎复电推却；三多祝之战发起前，洪兆麟也电请援，林却干脆连电也不复，意欲坐享渔利。当林虎闻悉叶、洪溃败后，他马上调动大军集结于河婆、鲤湖、棉湖之线，企图一举吃掉我军，进而独霸广东，吴佩孚早已默许保他做广东督军。然而他这一阴谋计划，却被他军中陈炯光部的上尉参谋温建刚密告于我军，我军针对温所提供的林虎的作战计划布署兵力，一场扫荡林虎的战斗遂迅猛展开。 我部进入海丰后，因第二师和警卫军余鹰扬团奉命追击叶、洪残部，故未参加进击林虎的主要战斗。黄埔教导团、第四师、陈铭枢旅、张发奎、欧阳驹、冯轶裴等团全部参与了这一战役。据我所知，当时也是采取正面突破与迂回突袭相配合的战术。棉湖、鲤湖一战打得非常激烈。林虎军占据了有利阵地，发起波浪式的多次冲锋，战斗由朝迄暮，黄埔军终于在仰 攻的条件下把林军击溃。 黄埔军经此一役名声鹊起。林虎首逢败绩，企图在河婆继续顽抗，但当他的部队从棉湖、鲤湖向灰寨转进，行至河婆附近时，我方陈铭枢旅已迂回占领了通往河婆的大山隘，于是逆军便纷纷向右侧大山逃窜，经安流退至横陂(五华县属)。当时，李之龙黄埔教导团的营党代表(中员)，连夜率部扮作林虎败军，叫开了五华城门，顺利地占领了五华。 此时，林虎退缩兴宁，逆军黄业兴、王定华、刘志陆等部亦移兵兴宁集结，作负隅顽抗。于是讨贼大军遂向兴宁挺进。兴宁一役是最后击溃林虎的一战，这一战，又以攻击俯瞰兴宁的神光山战斗最关重要亦最为激烈。是役主要是由陈铭枢旅和张发奎团打的。林虎失掉神光山后，就慌忙弃城溃退。 当时，人们都笑说林虎残部是沿途拉烂屎逃跑的，原来林虎残部在溃退时，吃了农民用桐油煮的粥。农民群众为配合我东征军消灭林虎逆军，组织起来到处袭击沿途的林虎败军，至使逆军堕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困境中。相比之下，农民群众对我东征讨贼军却是万般热情。我军所到之处，群众箪食壶浆，打锣打鼓欢迎，他们还主动向我们提供敌军的情报，照管我们的伤病员。此次右翼东征军能迅速击败敌人，是与农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分不开的。
雨夜袭罗衣 约在4月初，当友军在兴宁大破林虎军之际，我奉命率1个旅从潮汕兼程进入梅县境界，进击洪兆麟窜据罗衣圩的残敌。罗衣圩山高隘险，敌人居高临下，依山布防。我进距罗衣10公里处宿营，此时已是傍晚，天F着滂沱大雨，伸手不见五指。我从各路探报中；得知罗衣圩有敌李云复l个师4000余人据守圩旁一座高山，中间只有一条通道。这就是通往兴梅的唯一动脉。但罗衣山既高且陡。地形于我极为不利。若待天明再行攻击，必有一番激战而奏效不大。我决定趁雨大夜深之际偷袭罗衣。于是召开了连长以上军事会议，提出了我的决定，只见他们个个磨拳擦掌，纷纷表示要马上行动。我作了详细部署后，命令侦察部队带路奔袭罗衣。这时已是晚上10时许，暴雨倾盆，惊雷阵阵。给予我偷袭以极好机会。我部全体官兵用白手巾扎头作记号，先头部队顺利地用刺刀挑死了敌哨，按命令一枪未发，直上山巅，敌人还在梦中，李云复幸而有鸦片提神，拖着裤子突围 我旅在罗衣击溃了洪兆麟部最后留据粤境的残敌后，随即在梅县、平远交界处与师部及第四旅会合，时已接获友军连克兴、梅的捷报。我去见张师长时，他正摊开地图；与叶剑英参谋长在研究林虎残部的退却路线。我很久没有看到张民达如此兴奋。自许崇智提出由蒋介石任右翼粤军总指挥以后，张曾表现过一段时期的消极。现在张、叶二人在认真地看地图，这倒是不多见的。我坐在旁边，听他们分析林虎历次作战行军规律。如数家珍。自叶剑英任师部参谋长以来，与张合作得极好，张自得叶后，如虎添翼，每向我谈，必夸叶才智过人，我亦甚以为然，并与叶相交甚欢。这时，他们料定林虎必取道梅平交界的棺材石，石正圩、大拓圩等地退入江西。 于是张师长即命令我旅马上向棺材石、大拓圩方面搜索前进，任务是腰斩敌人。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正午，我军即与敌军在大拓附近接触。据群众反映，林虎本人昨晚率大队人马在大拓宿营，是日清晨始离开，退向伯公坳入江西。当时与我接触的是李易标和刘志陆两军殿后部队，人数仍比我旅多两至三倍。敌我开始接触时，同时争占大拓附近临河的一座小山头，我军捷足先登，马上用猛烈火力，把敌人驱落山脚。时值雨后，河水暴涨，我占领山头的部队集中火力把河上桥梁打断。本已无心恋战的敌人顿时乱了阵脚，遂全线崩溃。这场战斗，我旅全俘李易标1个独立团，团长赵某，他已是第三次被我俘获(前两次是他当连长和营长时被俘的)，这次他当了团长，又当了我的俘虏。可笑他还不服气，表示还要较量。我笑了笑，命令左右把他放了。 自此战后，敌军少数离开广东境，分别逃入闽赣两省。困守惠州的杨坤如部，在闻悉洪、林两部大败之后，军心动摇，所部骆凤翔首先起义。杨见大势已去，遂自动献出惠州城。当初蒋介石主张先攻惠州城徐图东进，而结果是东进先捷，惠州城不攻而破。第一次东征，由1月中旬出发，至4月中旬就将陈逆叛军全部逐出广东，历时仅三个月。 痛失良师又失挚友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因患肝癌，逝世于北平。时值我东征军转战东江，为不影响军心，故未公布。3月下旬左右才在部队中宣布，全军震惊。3月底，汪精卫由北平经上海到汕头。许崇智马上命令驻汕头各部队长官到总部开会，由汪精卫讲述孙先生病逝经过，并宣读了由孙先生口授，汪精卫执笔的“总理遗嘱”，其时与会者皆为之大恸。汪在会上宣布，从此以后，每星期一定为“总理纪念日”，以寄托对孙先生的哀思和怀念。 许崇智在汪之后发言，说孙先生已不幸逝世，今后我革命军更要团结一致，以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他竟说：“既然大家都说要服从我总司令，我宣布：今后蒋参谋长的私章盖在我的名下，与我的私章盖在蒋的名下一样，同样有效!”这番话，无疑是对不服从蒋介石指挥的我第二师官兵讲的，更是冲着张民达师长讲的。张民达闻孙先生逝世，已是悲痛欲绝，又见许崇智竟出此言，故更为悲愤。当时我在张民达身旁，眼见他气得面色陡变，我心里甚替他不平与难过。 孙先生生前与张民达感情至深，经常召他在身边工作，视为亲密战友。而张民达则对孙先生忠诚与崇敬。蒋介石在孙先生面前表现得非常的忠诚，时时处处毕恭毕敬，这使张民达十分反感。我虽然与张情同手足，患难与共，但我对蒋介石的真面目的认识，却是在蒋完全暴露以后。记得张曾与我多次谈起他仇视蒋的理由，然而我却是不以为然的。 一 蒋介石自到广东后，戒绝了嫖赌饮吹，捧书攻读，显得与众大为不同，一时已传为佳话。再则他在孙先生面前，往往几个钟头笔直立正，细心倾听孙先生的每一句话，甚至在许崇智面前也是如此，故颇受倚重。记得有次我同蒋一同去见许崇智，完全是私访性质的。许当时正躺在床上抽鸦片，见我们都是熟人、老部下，便叫我们不必客气，他自己也略为欠身招呼一下便又躺回床上。我也就一个不客气地坐下。我回头看看蒋，他却依然笔挺站立。讲话时，他开口不离“报告总司令”，闭口不离“听候总司令指示"，煞是个维恭维谨的“可人”。蒋介石即使是在行军中，坐在轿子上也还在看书，换着别人早放下帘子睡大觉了。故此，他赢得了众多革命党人的信任，甚至尊重，认为他是个年轻有为的将才，况且他还有“日本留学生”的招牌作资本呢l 当张民达与我谈起蒋，我摆出我的看法时，张不屑地对我说：“他这是在做戏l”当然张也有他的根据，张曾对我说：“蒋介石与许崇智是拜把兄弟，在上海一起多年了，故此许对蒋信任是不奇怪的。蒋介石利用了这一信任，在军队内培植自己的势力，凡是他看中的军官，若是向军部借钱零用，他利用职权一概给予满足，并额外加以补贴，这不是明显的收买人心吗?别看他现在戒了嫖赌饮吹，在孙先生面前恭恭敬敬，他这个样子恰恰证明他是十分伪善的阴谋家!”对张这一番话，当时我也是将信将疑的，尽管我并未有被蒋收买的事。 3月下旬，张民达任嘉应五属督办，我旅驻扎在梅县松口。4月间，张民达挂电话给我，他说：“我有要事到汕头见许老总，你到码头等等我好吗?”当时正在发大水，张民达的船从黄塘顺流而下，很快便到了松口。水流十分湍急，船几经努力，还是靠不了岸，只见张民达站在船头无可奈何地摇头，苦笑着向我招手，说道：“算了，靠不了岸，就这样啦。”我望着他渐去的身影，向他招手。谁料，这竟成了我们的诀别。张民达在乘船过韩江时，不幸船翻溺水而死。我闻讯大恸，刚失良师孙中山先生，不久又痛失益友张民达兄，令我十分悲伤。 国民革命政府为表彰张民达的革命功绩，在广州东郊(现在的动物公园旁边)建立了“张民达先生”陵墓，以志纪念。邹鲁在张君的墓上刻下了碑文，详细追述了张民达的革命功绩。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张民达先生的陵墓每年都有修葺，供后人瞻仰。 1925年6月，广州大元帅府电令我东征粤军急回广州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许崇智乃令我回师省城，消灭滇、桂军。大部队浩浩荡荡朝广州进发。我部在沙河一带击溃了滇军，敌师长赵成良被炮击中毙命，而刘震寰部则被消灭在广州城内外，其余桂军慑于粤军的威势，从花县一带逃回广西去了。
六、走向何方
阴 谋
自张民达师长去世后，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对蒋介石更加言听计从，军中之事，悉由蒋去处理。
1925年7月1日，国民党中央在广州成立了国民革命政府，公推汪精卫为主席，实为继承贯彻孙先生的三民主义。随即实行了一系列变革，其中一项重要变革是把带有封建和地方色彩的军队名称，一律改称为国民革命军，因此，驻粤各部队都进行了改编。是年8月15日，变革首倡者，身兼国民政府委员、财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要职的廖仲恺先生不幸于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被国民党右派胡毅生指使歹徒刺杀，国民政府为之震动，社会舆论亦为之哗然。
廖遇害后几天，我被召到粤军总司令部(现广州起义烈士陵园正门旁的高大穹型建筑物)参加秘密军事会议。与会者有汪精卫、许崇智、鲍罗廷、加伦将军等高级将领和苏联顾问。
蒋介石坐在一个并不显眼的角落里。
许崇智见到我后，说：“廖仲恺先生被人谋害，乃是我党内一件极为严重的事件。现查明，杨锦龙、梁士锋两旅参与行刺事件。革命军队竟干出反革命之事，故决心予以缴械。如今军队混乱，你是我们革命的忠实同志，汪主席、加伦将军、介石以及我都很信任你，决定委你为第四军第十一师中将师长，命令你去收缴梁、杨两旅武装，决不能有所徇情I”关于“中将师长”的任命，许总说这是“论功行赏”，叫我不必推托。
当时盛传廖仲恺先生被刺实为粤军所为，许崇智在舆论压力下，也在蒋介石的阴谋策划下，居然利用我的部队，去向许自己的嫡系杨、梁开刀，他是太相信他的拜把兄弟蒋介石了。但在当时，我亦是怀着满腔义愤，不加思索地去执行许总司令的命令的。
在诸领袖人物中，我对廖仲恺先生景仰至深。廖仲恺先生个子不高，体形瘦削，但眼神深邃有力。他有极其旺盛的工作热情，可以通宵达旦地审阅文件，处理工作。特别是孙先生北上谈判以后，他负责了大元帅府的常务工作，更是忙得不可开交。廖对我感情甚笃，常以革命道理开导。我亦常常上他家拜访，因此与他的夫人何香凝大姐也很相熟，廖仲恺先生遇害的消息，如晴天霹雳，使我非常震惊。当时传出廖仲恺之所以被害，原因是他太倾向共产主义了，这无疑是国民党的右派向左派发起进攻的反革命阴谋。如今许总命令我去做收缴参与谋杀的部队的枪，我只意识到这是向反革命进行还击。杨、梁两旅遂被我缴了械。
廖仲恺先生遇害后一个月，蒋介石在粤军总司令部召开了追悼大会。谁料这个会竟是蒋介石篡权的又一阴谋部署。会上，蒋当场扣押了海军司令招桂章、冯召铭及参军长林直勉等。他还以“缉凶”名义逮捕了他的政敌张国帧军长，以及师长谭启秀、旅长杨锦龙、梁士锋，以及第四军军长梁鸿楷、粤军总部军需处处长关道等粤军将领。随后，又将张国帧、杨锦龙、梁士锋3人处死。以张国帧之死最为残忍，乃是用刺刀活活挑死的。粤军诸将领被捕被杀，蒋介石则以其手下将领取代粤军诸将领。如以其第一师师长李济深代梁鸿楷升任为第四军军长。
就在上述追悼大会的同时，即9月20日晚，黄埔军一参谋打电话告诉我师部参谋，说黄埔军当晚要路过石龙。我获报后，遂令各部布置警戒，以提防黄埔军的行动。石龙桥是通往我部的唯一通道，我警戒部队在桥头架起了多门轻重机枪。正当我布置警戒之时，第三师郑润琦部有2个团投奔我部，说是第三师师部及1个团已被突然宣布为反革命军队，为黄埔军所缴械。他们2个团不服，故前来投奔。我由于情况不明，就命令他们就地休息。
深更时分，许济部第四师及一团黄埔军包围了石龙，我部遂与他们隔桥对峙。我派所部温团长前往交涉，温带回了许崇智的命令：“查东莞之第三师，石龙之第十一师同是反革命军队，一律就地缴械遣散。”我登时大怒，拿着这张命令的手都发抖了。我大声骂道：“我革命革了十多廿年，今天倒成了反革命！算了，不干就不干！”但是，在旁的我部诸将领均不答应，个个喊打。的确，要打起来，许济师及那团学生军是敌不过我师的。但我怎好“犯上”，与粤军总司令对抗呢?况且，即使我能打败包围石龙的部队，但今后我的去向又该是何方呢?在这极度矛盾的心理斗争之下，我竟痛哭起来，部下诸将无不掉泪。我最后说：“若我们对抗总司令，岂不真正成了反革命了吗?我相信自有水落石出之日的，各位不必再议，执行命令!”
待我十一师被缴械事宜交割完毕后，我只身逃往澳门。路过深圳时，驻深圳的我部连长欧震、陈子良仍不服从缴械命令，我试图进行劝说，但他们坚决得很，我亦只好听之任之。这两位是我的老部下，他们对我说：“大哥，你到香港休息一下，我们会为你报仇的。”
后来欧震和陈子良率部投到叛军陈炯明所部的惠州杨坤如部。杨与我相熟，他见我部下军官来投，非常欢迎。据说这两人在后来黄埔学生军于第二次东征攻打惠州时曾坚决抵抗，给予对方重刨。此外，我部的罗坤如则忿然率一团人上山当土匪去了。
我到了澳门，从报纸上我才知道当我十一师被缴械时，许崇智公馆也被黄埔军1个营包围。陈铭枢旅长持蒋介石的信给许崇智，谓：“公以寡断，不能整顿所部，请公暂离粤赴沪休养三个月，待所部整饬后，再请公回来主持。”信上并附赴沪的招商局船票。蒋此举大出许所料，然而许的部下已被许本人剪除干净，他只得潸然泪下，无可奈何地在陈铭枢的“护送”下携家眷离穗赴沪。至此张民达先生之预言得到了证实。
但当时我还不知底蕴，乍听到许崇智下野之消息时还认为许之下野足以说明他所下令对我十一师缴械是错误的。许既下野，而我与蒋介石感情一向不差，他断不会亦认为我十一师是“反革命军队”的，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蒋，说明我之被缴械实属无辜。蒋也简单地回我一信，说如果我愿回穗，他亦欢迎。幸而我很快便弄清了真相。我师被缴械之时，正值许公馆被黄埔军包围，所谓许崇智的缴械命令，纯粹是由蒋伪造的，我顿时对蒋的奸诈嘴脸有了认识，当然也就不回广州了。
两个月后，我从港赴沪见许。我说；“许总司令，蒋介石这个契弟如此对待你，真是对不住你的!”许问我道：“我被蒋赶下船后，曾写一信让×××(此人是许的心腹，名字已忘记)密交与你，告诉你蒋搞军事政变的事情，要你率兵救我，平息蒋介石的叛变，你收到这封信吗?”我说我全然不知，我被缴械时，还以为是许总司令你亲自下的命令呢!我还说我若是接到此信，必定与蒋介石打起来的。许听罢叹道：“唉，当时我就打电话给你，但电话线被割断了，故此只好写信交人密送，看来，恐怕送信的人让介石抓去杀了。”但许又说：“你们还是跟介石干吧，他现在不是干得很好吗?他曾上沪见过我，照样称我总司令，鞠躬敬礼，笔直立正，可见他对我还很尊重嘛!”听罢此言我深为许之昏庸暗自慨叹。以后我才知道蒋介石在许抵沪后，曾以“部下集献”的名义，给许送上20万元，还答应以后直接从军费开支项下，每月拨给许1万元。许自然乐得无官一
身轻，安享丰裕的生活。
镇压广州起义
我在澳门呆了两年，至1927年10月，因手头拮据，为生活计，我投到了当时树起“反蒋”旗号的张发奎第四军。在薛岳的新编第二师第三团任少将团长。这时期，原在张发奎第四军的叶挺、贺龙部在南昌宣布起义，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
这年12月，由叶剑英、叶挺等*****人发起的广州起义爆发。时值第四军各师纷纷开拔到西江前线去打李宗仁、黄绍竑，广州只剩下叶剑英率领的教导团和梁秉枢率领的警卫团，另外就是我的新编第二师新兵第三团1600余人，我团驻守在现中山八路的陈家祠。我团由于刚刚组建，只有i000条没有子弹的刚修好的旧枪。
“广州起义”之夜，我正休假外宿在永汉路南关戏院后一巷中的住家里。夜半，忽闻枪炮声骤起。我匆忙起床，走上天台观望，只见城隍庙一带火光冲天。我疑是兵变，马上穿好军装走出门外，便要跑回团部，恰遇一鱼贩子背着鱼箩匆匆跑过。他见我一身戎服，便小声向我喝道：“喂!你想死呀?第四军叶挺起义了，要闹共产了，外面见军人就杀，你还不躲起来!”我急步走到巷口，向外窥视，果然见不远的马路上躺着几具军人尸首，火光中一些系着红领带的军人，工人和学生拿着梭标、刀枪在走动。我便折回家中，．藏起军服。第二天拂晓，有人来叩门，原来是我团的一个排长化装成平民来找我。我把他请进家内关好了门，只见他从袜底掏出了我团2个团副及3个营长签名的信件，谓在此动乱之际，我团若再不行动，1600名官兵就要受到攻击而无法自卫了，请我作出指示。我遂予回复：“一、马上到石井兵工厂领取子弹，带上我写的纸条去找兵工厂的罗梓材(他与我相熟)便可领到；预备每支枪领200发，共领20万发，二、领取子弹后，按我命令率部占领观音山制高点，争取主动地位。至于何去何从，则作下回分解。”我告诉那排长，我立即便转移到住在观音山下不远的我团邝副官家等待他们的消息。若占领观音山得手，即派人来接我上山。作完上述指示，我随手写了给兵工厂罗梓材的纸条，签好名后，让这个排长仍旧将纸条藏于袜底，便送他出门。我又随后检查了自己发的化装，然后携家眷出门。
我与邝副官家人甚熟，他们见到我后，将我及家眷几人安顿在家中靠里头的房间。过了半晌，便听见观音山方面枪声大作，一会儿便停下去了。我正估计我团进攻得手，突然又响起了更剧烈的枪声，持续了一会儿便又停了下来。由于枪停之后良久仍不见我团来人，我估计我团的进攻想必是失败了。广州起义的第二天，城四周枪声大作，闻薛岳的第二师及第四军的其他各师都已扑回广州来。不久枪声转向了东面，我团这才派人来接我上了观音山。我听他们汇报，原来两天前的那次攻击，开始时我团lOOO多人齐向观音山头涌去，守备这里的工农武装抵挡不住，撤下去了。但我团脚跟未稳，便被起义部队的再次猛烈反击打败了。我团死伤100余众，元气大伤，新兵都给吓坏了，部队只好拉到西村去整顿。当他们得知第四军大队人马回穗，我团才又拉出来进攻观音山的。由于起义部队寡不敌众，最后向东撤退经龙眼洞、增城一线往海陆丰退去了。听完汇报后，我命令部队在山上休整，然后派团副孟敏向薛岳师长汇报我团的全部情况。当时占据观音山头的，还有李福林的第五军马湘部。
从西江固城的部队开始大规模搜捕*****人。凡脖子上有红领带痕迹者皆被枪杀。闯被枪杀者中，黄包车工凡居多。
军阀混战
张发奎指挥第四军薛岳等师将广州起义血腥镇压下去后， 便企图立足广东，与蒋介石“分庭抗礼”，割据南方。他本来是受广东省长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的邀请来广东的，张趁李赴沪开会之际，在广州贴出了“打倒李济深”的标语。
1928年初，李济深指挥蔡廷锴、蒋光鼐、陈济棠等桂军、粤军部属反攻广州，驱逐张发奎。张自知力不能敌，遂宣布下野撤出广州，拟在东江一带盘踞。不料到了东江，在谭下之役失利，败退江西，又打出了“拥蒋”旗号。
1927年12月下旬，第四军大部队撤离广州时，我第三团奉命“背进侦探”——即掩护撤退，成了最后撤出广州的部队。当我部经过七女湖撤到泰美时，我探知敌方已经到了博罗，我部马上向观音阁急进。到达石公神圩时，知道尾随之敌已十分接近，我又率部向紫金自溪圩急进。傍晚至白溪圩。我估计了一下，心想总算甩开敌人了，便在村头驻扎。想不到桂军伍庭飚、黄旭初2个师和粤军的徐景唐1个师已到了白溪，凑巧的是他们在村尾驻扎，同驻一村各居首尾相巨竟毫不觉察。待第二天拂晓出发时，我忽然发现在对面山背上行进着带大竹帽的桂军，方知敌人就在身旁。我马上指挥部队占领制高点，然后猛扑敌人，敌猝不及防，被我缴械700余。当敌军惊魂稍定后，发现我部只千多人，于是反扑过来，我部抵挡不住，被歼过半，余下者三四百人，只好退缩进深山。
不久，蔡廷锴、钱大钧等部队与张发奎在五华县谭下激烈会战，张部败往江西。这时，我部正向百公坳前进，但见前方部队从百公坳败退下来，我知情况不妙。看见陆续来到面前的残兵足有8000多人(其中外省人居多)，有担架队、卫生队、特务营、丢了炮的炮兵团，以及几十匹马，剩下的营级长官有7个。出于军人的责任心，我想，我应将这批散兵组织起来，于是我召集了全体官兵开会。我站在高处说：“你们不能跑散，否则当地老百姓会先缴你们的枪，后剃(杀)你们的头!我是老粤军，对这里的情况很熟悉，东江父老都认识我，你们跟着我不愁没饭吃，总会将你们全部带出去归队的!”散兵们听罢纷纷表示要跟随我逃离厄难。会后，我将我团剩下的约700支枪分给他们，将自己剩下的800多人与他们重新编成7个营。
为避开敌人，我率这支人马向鸟禽嶂进发，鸟禽蟑有上千米高，山顶云雾缭绕。部队行至山顶附近，见一寺庙，里头的道士见到我后，笑容可掬地招待我，有个道士还问我如今是谁当皇帝?可见他们不问尘世之事已久。我命部队在此休整了几天，然后拉下山。这时粮草已尽，我靠往日在当地的名望，竟也筹到了不少钱粮。有一姓吴名镜如的地方绅士为我筹粮备饷最为积极，我写了张纸条，让他到香港问“陈李济”药行领回我们的伙食费。(第四军有200万饷银在该行。)
我率这支部队行了三四天，至一临近东江的中峒山，吴镜如又为部队筹下了一批粮食。这时，蔡廷锴、陈济棠、蒋光鼐、钱大钧等知我部几千人已到中峒山，便率3万余众驻守东江左岸，派一副官将一联名信送来劝降。信中说：“志昂(我的划字)吾兄同志：我兄素为中山先生之信徒，何以今日跟随张、薛暴徒，与红军为伍，为弟等所不取也。又侦知吾兄所部粮尽弹绝，徘徊于山谷之间，甚为兄危。弟等一致决议，敦请吾兄率部来归，决以师干位置相加，望早日驾临，不胜翘首以待。”我接到此信后，特意杀鸡备酒招待这位副官吃了饭，然后亲笔回信：“诸兄赐教：某副官前来之大扎颂悉。两军相战，胜败兵家常事，不必谁何归编谁，又何必加人以红军之名，含血喷人，此为君子所不取也。兄等虑我徘徊于山谷之间，粮尽弹绝，甚为所危。夫谁知东江地面海阔天空，任我遨游。弟定于一星期内超越东江而去，后会有期。”写此信之所以有把握，是因为我已作好了充分的准备。时值1929年春节，我择了初四，取其所谓“黄龙出洞”之吉日良辰，是晚全体官兵饱餐一顿后，我命令部队出发。行至东江边，约10时许，我在吴镜如、马健寿这些地方绅士的帮助下，集齐了100多条船。我预先侦知敌方每到夜间便不设防于江边，故我部花了两个小时便全部渡过了江。未过江之前，我曾写信给三径的绅士，通知他们准备好4000人的米饭，以备我部随到随食随行。故我部过江后，得以顺利前进，到了三径，天已大亮。部队吃过饭后，又向龙门急进，龙门至观音阁只有50多公里，我部至龙门后休整了4天，在县政府筹了8000元，4天后又继续向江西三南进发。
过乌桕圩
部队进入江西全南县境时，已值夜晚，经过一个有几万人居住的李姓乌桕圩。此圩有一名叫李玉堂的大土霸，掌有一万几千支枪的武装，以前曾在此地缴过滇军马济、桂军黄绍骇几千支枪。我命一姓陈的副官，持我的名片拜候此土霸。土霸回复道：“让我先看看这个团长是何相貌，若不如意便不得入‘城’。”正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戎马疆场的人，也会遇上这种“交易”。我只得无可奈何地骑马行至其土城门前，心里忐忑不安，抬头望着这位奇怪的土城霸主。只见这个霸主在灯笼的辉映下朝我脸上看来看去，他旁边站着四个腰插双枪的青年(后来才知他们是土霸的“公子”，打着灯笼也在煞有介事地上下瞧我，我干脆让他们看个够，勒着缰绳也看着他们。只听得土霸连声说道：“晤，好相貌，好相貌!"就这样，我大队人马便被放入土城。
安顿好队伍后，土霸还设宴招待我。我真没想到，我的相貌居然在这个时候帮了我的大忙。宴席间，我趁杯盏之间，也留意端详了这位奇怪的霸主。心想，要是我居于他的位置，我是怎么也不会放他进城的。
归 队
过了全南，我部便到了龙南。我打电报到江西打听张发奎下落，知道薛岳已到了南城，原先几师人马只剩下三四千人。遂与南城联系，薛回电道：“知你部历无数艰难险阻已至江西，全体官兵，踊跃三丈。若粮饷困难，准予就地筹款。”到了赣州，为了不打扰老百姓，我用通用的广东省银毫券2万元换地方的银元，解决了部队的困难。以后，按薛岳的指示，我率部乘船自赣州至樟树镇，再经进贤，然后入景德镇，再入祁门，到了长江之畔大通。此行由广东龙门至江西三南，转入安徽祁门等6个县再至江苏大通，转由南京乘船至山东泰安府归队，经过了5个省，行了105日，4000余兵，未有一人掉队。如此漫长曲折的烽火征程，我手头上连一张军事地图也没有，只是靠了各省的邮图来指挥。
1928年2月28日，我到了南京。3月1日，我见到了张发奎。我说我身上的8000元港币全部花在这支部队上了，张竟说2月份以前这笔款可以算回，你为什么昨天不来呢?今天已是8月了!我听罢气得当下扭头就走。 随张发奎反蒋
1930年8月，张发奎出手与蒋介石的利益冲突，率12个团在湖北宜昌“起义”，声明“反蒋”，并与广西李宗仁合伙打广东。我奉张命到广东组织别动军，以作响应。正当张发奎、李
宗仁的起义部队占领广州白云山时，李部黄权、蒙志两师受了蒋的运动，阵前倒戈相向，于是“反蒋”部队大乱，部分跟随着他们的头子逃回广西。
我当时任张发奎的第四师“别动军”指挥官，队伍尽是些地方民团，土匪兵痞之类，这样的部队根本带不动，我把它就地解散了。随后，我在黎洞车站遇见几千张发奎的溃兵，并见到第四军第十二旅旅长吴奇伟。他对我说：“这些兵我带不动了，都交给你，你找个地方让我藏起来吧。”我带着这几千溃兵，经连江口、洽洸、大湾、青莲、阳山到七拱，随后过了广东界到广西，将这支队伍带回给张发奎。与上次一样，我并无受张的任何嘉奖。正是如唐诗所说：“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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