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上海抗战与福建事变 做中共的朋友 1980年底，上海市笼罩着中日交战的紧张气氛。我到了上海，晋见宋子文。时宋任财政部长，他知道我的处境后，说；“莫大哥，既然一时没有合适的职位，就暂时在我部里挂个名吧!”遂委任我为财政部视察，月薪800元。宋的慷慨我是有所闻的，对他有用的人，他甚至不惜使用一二十万来笼络。故此在南京政府中，即使是蒋介石的左右，亦不乏宋的亲信。 有一天，我在街上遇到了我的旧部刘哑佛。刘是安徽合肥人，记得他是由同盟会友金维系、张仲掖、郑养和以刘是他们的同乡的关系介绍给我的。那是1925年9月，当时我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师长。在与刘的交谈中，我发现这个人头脑清醒、新颖，思想进步，遂委他为我师政治部主任。但共事不到一个月，我便被蒋介石缴械，自此与刘分手。如今故友重逢，不胜欢喜。刘哑佛依然是当年那样爽朗、结实。他还介绍了一些人来与我相识。当时我住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桃园坊。自我认识了他的朋友后，他们常来我家作客谈天。后来才知道这些人都是*****人，他们是严希纯(解放后任全国计量局局长)、项与年(项真名梁明德，解放后任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华克之(解放后在“中调部”属下任职)，以及袁良驺、何文风、莫钺等同志。看见这班朝气蓬勃、不畏牺牲的革命人士，很自然地使我回忆第一次东征期间那些冲锋陷阵的*****指战员，我感觉到他们革命精神充沛，身上有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他们有坚定不移的信仰，并愿意为之牺牲个人的一切。我和他们相处，极感愉快，非常愿意与他们交往。他们常以革命道理来开导我。向我介绍苏联十月革命，介绍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打败了十四国联军的侵略的情况，并向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他们知道我在国民党中资格老，社交广，便请我保释几个关在狱中的中员。我非常乐意地找到了上海警察局长文鸿恩，向他讨了个人情，这件事居然非常顺利地办到了。这几个中员安全地出了狱。 我在刘哑佛、严希纯等几位中员的启发下，才明白了原来共产主义乃是更具体地体现了孙先生亲自倡导的“三民主义”。民众不解放，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制度不推翻，什么民族主义、民生主义、民权主义都只是一句空话。因而，我深切地体会到，实行*****的革命纲领，是实现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的唯一途径。如果有人用法西斯独裁专制的办法统治中国只会亡国灭种。只有*****才能救中国。悟出了这一道理，我便向严希纯提出要求参加中国*****的申请，他们连声赞同，并说请示上级。不久，严希纯传达了上海地下党领导人之一李克农同志的意见，他说：“你是革命的老前辈，孙先生的忠实信徒，你参加*****的请求党是欢迎的。组织上认为你在国民党中资历老、社交广，因此，为方便工作起见，以暂不参党为宜。耍做个*****员并不困难，我们党难得的是有一个虽然不是党员，但又一心为党工作的同志和朋友。今后，参党的机会是很多的。你虽然不是中员，但党需要你做的事，而又是你力所能及的，就请你帮忙解决，你认为对党有利的事情，你就尽力去做。如果你能做到这两件事，我们便十分满意。”
遇 陈 策 在上海闲居的几年中，我接触的各方面人物很多。有一天，西南政府海军总司令陈策前来探我。我与他是老相识，记得1921年，我奉命从桂林率一营人押运物资下梧州。那时候陈策任桂林航政局长。当时广西匪患甚烈，他因事下梧州，便乘了我的船。船行至昭平县，忽遇匪徒袭击，我马上命令船只靠岸迎击匪徒。当船刚一靠岸，陈策连忙纵身跳到一岩石后，面如土色地对我说：“莫大哥，你去冲，我在这里!”我心里暗自好笑，随即指挥部队冲向匪军，敌大乱而溃。回忆往事，无限感慨。烦闷中，我一边与他扯谈，一边随手执笔在《申报》上乱写乱划，居然也有些韵律。待陈离去，我把它整理了一下，竟成一诗： 海上遇陈策 忆昔渡中流，与君遇匪击。相将登彼岸，挥戈歼此敌。 须臾浪烟消，复共鼓舟楫。回首十年前，云泥应太息。
识杨永泰 在上海闲居的日子里，我还有机会接触到国民党“政学系”的杨永泰等人。杨永泰是日本留学生，广东茂名县人。民国7年，他任广东省长。在他任内，曾与警察厅长魏邦平一起合作，不顾商家们的极力反对，采取强硬措施，在广州的财厅前一直至长堤，开出了这个城市的第一条马路，即现在的北京路。从此他的变革思想与魄力便给人们留下了印象。 但我认识杨永泰，是在1928年。那时我当粤军第七独立旅长，我部驻扎在他的家乡高州。我未到高州前，驻高州的是林树魏的军队，军风纪败坏，民怨载道。自我部进驻后，由于我对当地部队进行大力整顿，从而颇获老百姓的好感。杨把我和一些地方部队相比，说林是本地(信宜)人，却让军队糜烂地方，你是外地人，倒能爱护百姓，殊为难得。又说：“军人我见得多了，但很少像你这样的。” 我在上海见到他时，他正在研究政治理论。有次他拿出他著作的《削藩论》给我看。文章是他仿效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给天皇的《削藩论》而写成的。此论细致地阐述了中国各派系之间的利害冲突，提出了“外交倒张作霖、政治倒汪精卫、胡汉民，军事倒阎锡山、冯玉祥，经济倒张发奎、李宗仁”，这四大纲领，为蒋介石一统天下第一次提出了理论性的策略。后来蒋介石读了《削藩论》，马上将杨委为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并依照杨的“四大纲领”行事，均一一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杨更受蒋的倚重。
给儿子的训导 我的大儿子莫振球要到上海岭南分校念大学。临行前，我对他说：“我希望你学业有成之后，不是做官光宗耀祖，也不是挣钱回家孝顺父母。古人说什么‘卧冰求鲤’、‘割股疗亲’等等，都是骗人的话。当然，生你出来的是父母，但养育你成长的是社会，是劳动人民。比方说，你吃的米饭不是我种出来的，你穿的衣服也不是父母织的，你现在念书了，得到的知识也是社会给你的。你要孝顺的话，首先要孝顺劳动人民，要做对社会有益的事。你的父母也是人民中的一员，如果你做了对人类有益的事，父母也就享受到了。”我在这篇回忆录中记下这番话，为的是让我的子孙后代知道我是这样教育他们的。 1937年，在白色恐怖中，振球儿在地下党的教育下，思想进步很快，并毅然加入了中国*****，成了我家最有出息的儿子。
上任税警总团长 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终于打响了，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之后对中国采取新的武装侵略。开战后的一天深夜，我在刘哑佛家的地板上睡觉，突然被一阵叩门声吵醒，原来是宋子文手下两大员陆文澜、唐海安乘小轿车找上门来。进门后，他们叫我马上穿衣，并说，“老板(宋子文)有要事找你。”我边穿衣边问是什么事，他们说：“老板叫你去接张远南的税警总团第三团团长之职。”后来我才知道张远南仗着自己是“国舅”(张是宋的妻舅)，得罪了陆、唐二人。陆、唐便在宋面前搬弄是非，说张远南对守备太阳庙的士兵说：“若日本仔从前面打来，你们就从墙洞中逃走。”影响极坏云云，于是宋一怒之下，撤了张的职，并以我取代之。税警第三团是实力雄厚的一个团，四五千兵中有2000多广东人，全团干部都是原第四军的旧部。我随陆、唐去见到宋后，宋又将此意思再向我讲述。待其言毕，我说道：“现在国际战争之际，阵前撤职恐怕影响不好，况且张与你是至亲，这样做欠妥。我愿意在税警总团部做个参议，若第三团有战事，我便到那里去指挥，平时我可在王赓总团长身边帮帮忙。”王赓此时正在一旁，他平时对张远南也很反感，他认为撤了张职，不让张与日本人打仗尝尝苦头是便宜了他，于是附和道：“对，对!我提议由莫雄当税警总团的总参议。”宋子文同意了，我便当了税警总团的总参议。 第二天，王赓在徐家汇税总总部驻地召开了八大处处长会议，总团参谋长蒋汉槎亦到会，王将我向与会者介绍道：“莫总参议是孙总理的信徒，是第四军有名战将，也是宋部长的老朋友，现部长派莫总参议到我团打日本仔，你们应把莫总参议看作是我一样。以后我不在的时候，一切听莫总参议的命令，由莫总参议代拆代行。” 听罢此言，我心中暗自惊讶。谁知散会后他把所有机密文件、地图等物交付给我，他的文件袋里只剩下一本与宋子文通讯的密电码，及一本支票。随后，他便收拾起自己的行军床。我忙问他：“你为何把床也拆了?”他掏出了几张在美国大使馆工作的同学(王是美国“西点”陆军大学的留学生)的名片，说他要去探望这些当了武官的老同学。 在驻地的花园小径上，他手搭着我肩膀，边走边说：“莫总参议，你这次来得真是好机会了。”我诧异地问：“这话从何说起?”他说：“过两天你便知道了。” 两天后，他穿着一套笔挺的黑西装，打着时髦的领带，乘三轮摩托车到了日本租界美国大使馆。当他出来时，他又想去“礼查”英国饭店找他的前妻陆小曼。不料该饭店已为日本人据为陆战队司令部。由于王有深度近视，以致走出门口，见守卫的是日本兵时才大吃一谅，他不知所措，还要从饭店的另一面门口进去，当他发现所有门口均为日军守卫时，才恍然大悟，慌忙退出想躲藏起来，结果引起日军怀疑追捕，在“礼查”饭店厨房的案板台下将其抓获。第二天，日军在他们的报刊上以特号新闻公布：“阵前俘虏国民党将军王赓！”并将王的相片登在报上。王本欲“金蝉脱壳”，逃避与日军作战，不料却落入日酋手中。 王赓离开税总之时，正是上海抗战正烈之际。王被抓后，宋子文为此大发雷霆，后来宋通过各种途径，与各国外交使团斡旋，好不容易才把王赓弄了回来。王被申斥一顿后，锒铛入狱。王被抓事件发生后，我接到通知，即以代理税警总团长的名义参加了在十九路军总指挥部的军事会议，研究抗战部署。散会后，刚出门外，便见唐海安驾着摩托车来找我，遂一同回税总。路上，遭日机追踪扫射及轰炸，但我们终于躲过了。唐在路上将王赓被捕的全过程告诉了我，并把宋子文委我为税总总团长的手令给了我。 正式上任总团长后，我马上通知守卫上海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第五军军长张治中。当时，税总暂时归编蔡廷锴指挥。税总是以每年摊还八国银行借款的盐税剩余项为给养的。为避免八国银行团干涉，暂时改名为第五军独立旅。
不谙发财之道 一天，我总团部军需处长莫昌葵对我说：“大哥，我知道你为人一世清自豪爽，专接济他人而自己却不注意留一点钱，这也是大家所熟知的。现在你当了这个官，是捞钱的好机会啊!总团司令部每月有几百万大洋军饷过手，还有各种费用。唉，老实说，宦海波澜，起伏无常，你也是知道的。宋部长如今信任你，你就趁这个机会找些钱嘛!”我问他道：“如何个搞法?”他居然说道：“比方说费用方面的报销，我可以找人私下雕它七八十个图章，在函笺上随便盖上个章，便可以到稽核处报销。宋部长有的是钱，你一两年内捞它二三百万不为多，再说，前任的哪一个不是这样做的?” 对此发财之道，我不屑地说：“宋部长对我很好，每月都有交际费给我使用，不必干那种事。”奠昌葵见我语气认真，知道再说下去只会自讨没趣，也就摇摇头走了。
抗 战 按照上级抗击日寇的命令，我派了税警第二团4000余众在庙行阵地守备抗击。激战两个星期，日军始终不能突破我阵地，便疯狂地对我阵地采取“地毡式”的重炮轰击，不到两个钟头，我部工事掩体无一幸存，死伤者达700余众。我调动后续部队继续抵抗，他们奋勇地趴在弹坑边沿、断垣之后向敌人开火，前仆后继，场面极为悲壮(当年放映的一部纪录片《中华光荣史》，便有我骑在马上指挥作战的镜头)。 日军无法突破我正面阵地，且伤亡惨重，于是改变战术，采取迂回突破，在浏河登陆插到我军后方，形势顿时严重。在十九路军掩蔽部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总指挥蒋光鼐宣布全线转移，我总团被指定驻在淞江、青浦一带。 蒋介石对上海军民的英勇抗战，不但不加支持，还断绝军援，致使我广大军民蒙受重大牺牲。抗战部队撤下来后，蒋介石政府又与日军签定了“淞沪协定”，屈膝求和。协定中规定中国军队必须离开租界50公里。此丧权辱国的条约，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巨大愤怒。“淞沪协定”签定后，我税警总团在淞江、青浦一带整顿。
剿灭盐枭 我税警总团后来移驻于海州，此地是淮徐的中心地带，出产著名的“淮盐”。但当地人民却被盘踞在四周的土匪所苦，无一安宁之日。这些土匪以纠众武装贩卖私盐为主，故淮徐的“盐枭”却比“淮盐”更为出名。这些盐枭势力极大，把淮徐一带的盐税破坏殆尽。经常一千几百条盐船在盐枭的武装保护下，浩浩荡荡地开过了海关卡口。当地税警及地方政权与盐枭勾结，大干其走私漏税的勾当。而且盐枭与上海的“青红帮”有密切联系，也与国民党的某些上层人物串通一气，正是官噩一家。故“盐枭”在这鱼米之乡为所欲为无所顾忌，他们甚至曾用轻重机枪向前驻海州的国民党独立第六师部猛烈扫射。师长王若周吓得躲在屋内，不敢还击一枪，后来王若周慑于“盐枭”的势力，将师部迁出海州，再也不敢到这儿来。 我税警总团进驻海州后，由于这支部队实际上是宋子文的“私家军”，并没有负管理或保障税收的责任，空有“税警”之名而已。但在此匪患严重的情况下，我是不能视若无睹的。我在宋子文面前申述了剿灭“盐枭”的要求，力陈消灭“盐枭”能增加他的收入，于是宋子文答应了。 我回到司令部，马上召集了八大处长及德国顾问等高级官贝，研究了剿匪方案。在研究部署剿匪的工作中，我司令部参课长蒋汉槎至为得力，他是著名军事家蒋百里的亲侄，是一位惑直的保定军校毕业生。我经常与他一道研究策划，并将剿绝盐枭”的重责委托他负责。我派出了40余名精悍的侦察员(他们大多数是营连级干部)，分别到四处侦探“盐枭”的活动规律、据点设施、战斗力，以及其与地方官吏的勾结情形。经过三个月反复侦察，几个最重要的“盐枭”据点详细情报已被我掌握了。查淮徐地区“盐枭”约有2万余众，他们的山寨居然碉堡林立，枪炮齐全。白宝山匪巢的军事设施更为坚固。匪首白宝山，是前北洋军阀的一个师长(此人我原是认识的)。由于我深知这帮匪徒与国民党政要人物暗中勾结，若我大张旗鼓地进剿，必受 “越权”的责难。于是我秘密电告蒋介石，说明此处匪患之烈，并表明我剿匪的决心。电报结尾我要求蒋介石委我为淮徐地区剿匪司令。蒋遂回复批准。 经过周密的部署，1932年9月，我向所部发出了剿匪命令，经过三个月，便将淮徐地区靠盐枭”巢穴全部捣毁，捉得匪首及与匪勾结的官吏80余人，其中有公安局长、县长多人。大头目白宝山则闻风逃窜，捉来的80多匪首及不法官吏，全部在海州问斩。未斩之前，我接到了行政院长孙科及上海“青红帮”头孑杜月笙的电报，要求我“刀下留情”，放出几个头目。我虽与孙科及杜月笙颇有交往，但我仍是决心将他们杀掉。于是我便电复孙、杜二人，说他们的电报来迟了，所保之人已于“昨日”正法。然后我立刻命令将这批恶贯满盈的匪首及不法官吏全部杀掉。有些匪首家属曾抬来几万元大洋要求保释，被我严词斥退。 杀了这批强盗后，民心大快，淮徐地区从此安宁。老百姓及当地绅耆老父为了表示对我的感戴，竟在海州树了一道石碑，著碑文加以称颂。“盐枭”剿灭后，淮徐地区的正常盐税收入大幅度增加，我也因此受到传令嘉奖。
解职闲居 税警总团是由财政部长宋子文一手掌握的武装部队，一切编制、装备、人事，全凭宋子文的意愿行事，别人不得过问。就是蒋介石也以为税警总团不过是搞搞税警，并不介意。加之宋子文是蒋介石的大舅爷，所以就连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对他也不敢有所造次。 剿绝盐枭后，税警总团的名气大了，却鼓舞了宋子文独树一帜，与蒋介石分庭抗礼的野心。美国当时也极力扶助宋子文，因此，“税总”飞快地壮大起来。其编制转眼已膨胀到拥有8个师的兵力，一色的美国装备，还聘请了由8个德国人组成的军事顾问团。“税总”名义上分5个团，但每团足有5000名战斗兵员。其编制是每班士兵14人，配备轻机枪1挺。6个班为1个排，8个排为1个连，故每连士兵有252人，相当于甲级正规军的2个连。每营直辖4个连，营部另配备2门六O炮。每团统辖3个营，总团部则另有特种兵7个连。总团部直属的还有：高炮营、山炮营、特务营、通讯营、运输营、卫生营等7个直属营，每营有1000人。除此，警卫团部的还有1个手枪连。“税总”全团合计，拥兵3万余。 随着这支武装的日益壮大，宋子文的野心也日益膨胀，他遵照美国的意图，联系各方势力，准备“倒蒋抗日”。他曾当面叮嘱我，“要锐意整顿，放手扩编”。当时，我就在德国顾问的协助支持下在海州郊区设立了l个军官总队和1个军士总队，轮番训练下级军官和班长，加紧射击训练(时蒋介石曾在南昌举行全国军队射击比赛，各项个人和团体的冠军均为“税总”囊括)。 为加强宋子文的这支武装力量，美国应允给予500架战斗机[?]，并从各方面大力装备这支部队。为迎接美国的战斗机，我奉命于淮北云台山以西附近破土动工，修建大型飞机场。建筑飞机场的一切必需用料已从美国源源运到。此外，美国一日气运给“税总”足够3个团驻扎的新型活动木营房，地毯、电话诸物，一应俱全。这在当时中国军队里是见不到的。 宋子文还从捷克、法国等地购回了大批装甲车，以及各种新式武器，使“税总”之装备更为充实。因此，“税总"在这些方面与蒋介石的中央军甲级部队相比，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宋对我的整训工作甚表满意，但他在一纸载满表扬言词的命令中，却把我的“税总”团长职撤了。他对我说：“税警总团以后与美国人打交道越来越多，你不了解美国人的性格，现在是现代化的装备和现代化的战争，像你这样还打绑脚穿布鞋已经落后了。我已经决定让你出洋考察军事，这对你以后必然大有裨益。”我自然亦具“自知之明”，历任之“税总”团长，均是美国留学生，我这个“土包子”应应急还可以，要说“现代化”那就不行了。果然，“税总”团长又由第一任总团长，美国留学生温应星重新担任。 我从宋子文手上领到出国的治装费5000元，翻译员也雇定了，护照也办妥了，但等宋一声令下，我就可以出洋了。两个月后，我向宋问出洋一事为何迟迟不予落实，他居然像突然想起来似的，对我说：“啊啊，你不用焦急嘛!”随后，他又问我是否与广州陈济棠、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十九路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很熟悉，我说这是当然的。他便意味深长地叫我多点与他们联系，以为未来之计。对于宋的意图，我心领神会，倒愿意为他联络各方反蒋势力而效劳。
功亏一篑 1933年间，宋子文秘密往返北平几次，与驻军北平的张学良密商。张学良此时率有30多万东北军，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从东北撤退进了山海关。张与宋的感情一向不差， 宋知张对蒋不抵抗日寇非常不满，于是策动与张联合倒蒋，遂一拍即合。 1933年夏秋之间某日，宋事先与陇海铁路局局长钱宗铎(亦留美学生)商妥，命令驻陇海铁路以东的几万名税警团部队分乘30列火车往北京方向开出，一下子就将税警总团全部运抵郑州准备与张学良部会合，发动政变。不料由于目标大，引起了蒋介石的心腹在郑州的河南省主席刘峙的注意。刘问温应星此行是奉谁的命令，温说是奉宋部长之命。刘顿起疑心，马上打长途电话给正在保定忙于指挥“剿共”的蒋介石。蒋接电后，便知其中必有蹊跷，马上命令温应星：“没有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任何部队不得私自调动，你部火速返回驻地待命。”蒋随后又对沿铁路线的中央军作了战斗准备的指示。温见势不好，只好将部队带回苏北海州。几天之后，蒋便召宋、张到保定见他，迫令宋、张二人“出洋考察”。税警总团则由蒋另派黄埔嫡系黄杰接管改编。宋子文的打算全部落空了。
福建人民政府 1933年初，陆文澜出任福州海关监督。他见我卸任税警总团长后无事可做，便邀我同往福州上任。我约了好友莫钺一起到了福州。到福州后，陆文澜安排我当税警课长。这官亦只当了29天，因驻福州一带的十九路军树起了“反蒋、抗日”大旗，邀我参与其事，成立“人民政府”，税警课长一事便又作罢了。这期间，我为*****提供了大量有关十九路军反蒋、抗日，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及蒋介石攻进福建人民政府的情报。 蔡廷锴、李济深、蒋光鼐等人对蒋介石卖国投降，枪口对内的*****政策早怀不满，加上各人与蒋介石的矛盾，他们便决定与江西红军联合反蒋、抗日，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举事之前，我已闻风声，而蔡廷锴与我一向相熟，他知道我对蒋介石并无好感，所以他对我并不戒备。当我知道了确实消息后，便向蔡廷锴说道：“高佬蔡(蔡身材高大，与他相熟的人都称他为“高佬蔡”)，闻说你们准备举事反蒋、抗日，我有一言以进，不知妥否?”蔡表示愿意听我的意见，我便对他说：“我有三个策略，上策为暂不宣布独立，秘密行动，先把福建政权巩固好，然后与红军切实联系，以十九路军5个师的精兵，并以便衣先遣队占领浙江省政府，消灭驻杭州的1个保安团，然后将所有火车扣留起来，用这些火车将大部队运往上海。上海只有1个师守卫，是不难解决的。占领上海后，马上挥兵南京，才宣布人民政府成立，反蒋、抗日开始。此计把握很大，其成功有赖于与红军*****切实配合，取得他们舆论以及军事的支持，成功在于迅雷不及掩耳之间。此计虽然有点冒险，但可能取得成功；中策为：与*****红军切实配合，前后夹击在闽的蒋介石的部队10多个师，然后共同反击进攻人民政府的中央军；下策为：入闽的中央军在北，十九路军在延平、永安、龙岩之线与红军联系，并与广东陈济棠联络好，采取防御攻势，把中央军打退，保住老本。 谁料蔡听了我这个经过慎密考虑的计策后，竟不以为然，．淡然地说：“搞这么多策干什么，现在都是‘阿跛’(即陈铭枢)作主，本钱是他的，由他怎么搞。”他还说与*****打交道，既要联络他们，又要防备他们。看上去，蔡廷锴对举事并没有具备应有的热情及信心。 不久，黄琪翔请我去说动薛岳参与起事。我到南昌找薛岳。薛道：“好啊，只要他们闹起来，我就响应。要我先独立，那我不干。” 随着举事日期临近，福州的气氛更紧张了。“福建人民政府”的反蒋、抗日领导工作由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戴戟承担。当时传说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夫人已经住在蔡廷锴的官邸，以示红军诚意。但我从负责与红军联络的尹时中口里知道红军对“人民政府”此举并不以为然的，反应冷淡。此时*****的领导人是王明，按照他的“极左”路线，他并不是很欢迎“资产阶级”的十九路军这样的革命行动的，也不愿意与他们采取联合行动。这样，就使十九路军的政变计划失去了重要的依靠。而十九路军的举事计划又十分糟糕，甚至谈不上什么计划，各员大将心事各异，不敢负责。我想，这次军事政变必定要失败。此时，我产生了一个念头：十九路军有不少是我的旧部，若能借蒋介石镇压十九路军之机，以招抚的办法将十九路军的军权搞到手，那么我手上就有了一支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可以伺机再行反蒋之事。
招 降 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在福州举行了“反蒋、抗日”，宣布成立“人民政府”的大会。十九路军一旅长翁照垣居然当众撕下了孙中山先生的大幅画像在脚下践踏，并大肆辱骂孙先生，此事对我刺激甚大，我恨不得冲上前去刮翁几记大耳光，我对“人民政府”的反感，亦由此起。会罢，我即回上海，决定利用招抚的办法，将十九路军弄到手。 到沪后，我先是找到了吴铁城的弟弟吴子祥，向他说了福建发生的事情，他马上打电话找来了吴铁城。吴此时任上海市长，他闻讯后马上打电话给南京的杨永泰。杨这时已大受蒋介石的信任，杨接电话后即召我上南京。杨听我说了福建事变情况后，便与我一道去南昌见蒋介石。蒋听完我的汇报后，对我表示感激。他事先已得到福建政变的情报，但从我的叙述中，他知之更详了。”待汇报毕，我向蒋说明十九路军有不少是我的旧部，我可以将十九路军策反过来。蒋现出十分高兴的样子，立即将“十九路军官兵，如能服从命令者，将一律照原阶级任用”亲笔手令写好交给了我。然后他乘飞机往福建浦城，着手镇压“人民政府”。 我负着招降十九路军的使命，乘火车经杭州直抵浦城。我前往光泽，驻守此地的十九路军张炎及毛维寿两师已经宣布归顺中央。而驻守延平的司徒非旅见势不好，也向中央，军投降了。同时投降的还有省防军陈觉辉师。我的所谓“招降”使命其实是空的，12个师的中央军已秘密从赣东自北入闽，“我实际上已无降可招。眼看中央军已长驱直入福建，而蔡廷锴、蒋光鼐等竟毫无反应，留在福州的几个师还没有展开迎敌，莫非他们还蒙在鼓中?我受到良心的驱使，感觉到有必要马上到白沙找蔡廷锴。于是我到了延平，见到已投降的司徒非旅长。我偷偷地乘小船自延平沿江而下，在离自沙约5公里处，被区寿年(十九路军师长)部抓起来。区寿年打电话征询蔡廷锴，蔡道：“莫雄此刻从前线来这里，一定是奸细，把他枪毙了!”幸得在他一旁的黄琪翔、李济深连忙抢过电话筒说：莫雄此行必有缘故，令速解白沙，再行定夺! 我在几支张开机头的驳壳枪押送下，被捆绑在汽艇船头。当汽艇靠近白沙码头时，蔡廷锴在码头上大声喝道：“莫大哥，你找我做什么?”我怒气冲冲地答道：“我来救你的命!”蔡等人将我接上岸后，我向他们说了大批中央军已在延平渡河，若过了合水，福州便若瓮中之鳖。并说张炎、毛维寿等师已倒戈，请他们快快作主，撤出福州往合江、水州逃去。蔡廷锴、李济深、黄琪翔等闻讯大惊，遂下令火速撤离福州。
八、从江西到贵州 当薛岳的食客 “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我回到上海。由于没有职业，我便到江西南昌找薛岳当他的食客去了。薛岳此时任江西剿共部队第二路军总指挥。他待我非常热情和客气，似有感恩之意。说起来，我与他是有一段情谊的。民国18年，张发奎联合李宗仁在两广发动倒蒋失败后，薛岳离开张发奎到了香港。借着他在军界中的名气，先后受到广州陈济棠、广西李宗仁以及南京蒋介石的邀请，但他对这三个方面的去向犹豫不决。刚好此时我在香港九龙塘遇见他。故友重逢，无所不谈，当我知道他正考虑何去何从的问题，本着我对薛岳的了解，我向他提议道：“这三个方面都不是革命的途径，但为将来三民主义复兴起见，你应该到最有发展前途的地方去。广西贫瘠，广东地小，而南京长江一带是鲲鹏展翅之所在，大有可为。”薛岳听了我的劝告，到了南京，但后来又因蒋介石让他任第五军军长的许诺没有兑现，只给了他一个副职而忿忿不满。这时，我又见到了他，并且给他打气。此后不久，他便很快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得以青云直上。我到南昌当他食客的时候，正是他春风得意之时。故此，他对我格外热情，大概是出于这个原因的。 薛岳其人，下巴尖削，口长暴牙。他与张发奎是保定军校同学，后因参加孙先生的中华革命党，一同被袁世凯的反动势力开除出校。薛此后在广东跟随朱执信、李朗如参加倒龙济光运动。到四乡发动民军起义。1922年，他受孙中山的委派，与林直勉、林树魏等人到广西梧州协同我发动和组织东下讨陈。在我的印象中，他是颇具革命志气的。因此，可以说我们之间是相交甚深。谁料到他自投身蒋介石后，却一改初衷，成了蒋介石手下一员悍将。当我在南昌耳闻目睹到薛岳的这一变化后，自觉无力挽回，只好徒呼奈何了。
百花洲遇杨永泰 从1983年底至1934年初这段时间，我都在南昌薛岳的第二路军驻南昌后方办事处赋闲。一天中午，我吃过饭后，在市内一名叫“百花洲”的花坪中遛达，忽然见迎面而来的一辆小汽车在我身旁停下，从车子里走出了杨永泰。“莫大哥，原来是你!巧极巧极，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打杨张开双手，热情地向我走来。正是他乡遇故人，我高兴地走上前去与他握手，寒暄一番后，便说了自己目下之处境。杨听后，也不说什么，便把我拉进小车内，将车开到他家。 这是一座别致的二层楼房，门前有几个士兵荷枪守卫，看上去警戒够森严的，杨陪同我进到屋内，见到陈布雷、陈方子、罗君强等杨的几名机要秘书，他们正在等候杨进餐。杨将我引至餐席旁，向他们一一作了介绍，他们都说认识我。 在杨永泰的盛情挽留下，我在他家住了下来。这个家其实是他的办公室，二楼是不让别人上去的，他在二楼办公。我则被安排在楼下一舒适的房间里，优悠自在地住了大概有一个月。杨永泰此时是蒋介石“江西剿共行营”秘书长，是蒋介石至为信赖的幕僚人物，一个炙手可热的大角色。他对我如此热情，我想是必有用意的。 果然，有一天，杨永泰亲热地与我谈话，他说，他知道我一向与蒋委员长关系很好，只不过其中断了两年线，(在私交方面，我与蒋氏表面上是较融洽的，我每次去见蒋，侍从室的人极少刁难，蒋见到我时亦是哼哼哈哈的应答我，颇具老同事的味道，这点杨永泰是清楚的。)杨又说，他很乐意为我与蒋“驳线”(广州话接续之意)。我听罢心中自然有几分明白，便 说：“畅公(杨的别名畅卿)既然肯栽培我，哪有不好之理?”杨接着说：“蒋先生最近拟在江西实行专员制度，为了剿匪方便，把全省划分为几个行政区，我给你弄个专员干，你看如何?”然后他又解释道：“行政督察专员是文官，等于道台衔，又兼保安司令，是武官，等于镇台衔，又文又武，一手抓两印，几好玩的。”我说：“保安司令是打仗的，我还可胜任，至于行政督察专员这个文官，畅公，你知道我是个老粗，干不来的。”杨没等我说完，就说道：“管它什么文武，我话你得就系咯!”还说：“这个位置是要当过师旅长或军长的将官才有资格担任，所以由你去当是很合适的。”正是“却之不恭”，我也就应承了下来。 两天之后，杨永泰把蒋介石绘我的委任状和组织表送到我手里。我看着手里的委任状，一份是江西德安赣北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委任状，另一份是江西赣北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委任状。再看组织表，两份组织表都是空的，我便对杨说：“畅公，承你介绍，让我当这两个官，可是，怎么一个人也不给我呀?”杨笑哈哈地说：“我一个人也不介绍给你，你做过师长，干过许多事，难道还找不到人帮忙吗?”言下之意，是极其信任了。我说：“我在南昌一个人也没有，要找得到上海找。对杨说：“好的，你到上海找吧，这是你的旅费。”说罢他递了张3000元大洋的支票给我。当时一元钱可买一罐汽油，这8000元是很可观的数目了。 当我拿着这些委任状、组织表及支票走出杨永泰的住宅时，我心里很不平静。我想，世间哪有这么便宜的生意，把官送到你手里，还把钱送到你手里?蒋介石、杨永泰对我如此厚待，说明他们要用官、禄引诱我，让我为他们效命。
我想，我要求过参加*****，也答应过帮助*****办事，我认为这次是与*****合作的好机会，蒋介石要我剿共，我偏要反其道而行之I遂即动身到上海找中共朋友。让*****当家
到上海后，我找到了严希纯、项与年、刘哑佛等几个中共朋友。待他们在我家客厅坐下后，我将两份委任状及组织表交给他们看。 他们看罢，互相对视一番，谁也没有说话。我便说道：“我准备与蒋介石斗法，用他的拳头去打他自己的嘴巴。请你们将这两份组织表拿回去与你们上级商量研究，我莫雄很佩服你们*****，孙先生说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即共产主义，因此我相信你们的主义是可以救国强国的。假如你们信得过我莫雄，请你们派些*****员来与我一齐干吧!我当司令，你们来当我的部下。蒋介石要我剿共，我却要剿蒋!”他们听罢显然非常高兴，由严希纯郑重地接过我手中的委任状和组织表。 1934年3月末，我江西赣北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部以及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安排下正式组成了。 江西赣北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组织情况： 督察专员：莫雄 专署主任秘书：刘哑佛(后牺牲) 情报股长：贾绍谊(又名宜作，解放后任四川长寿县狮山滩招待所所长) 文教科长：阮退之(解放后任广东省文史馆馆员) 主任科员：薛代旦(在广州某医院任职) 科长：傅肖先(解放后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 科员：丘镛(后牺牲) 江西赣北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部组织情况。 司令：莫雄 副司令：胡毅、陈修爵 主任参谋：卢志英(解放前夕牺牲) 情报参谋：项与年(解放后任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 当时上海地下党在组织表上给我安排了几十人，能回忆起的，仅此几人。这些人除上述曾谈及的刘哑佛、项与年外，其余皆是陌生的。后来不知什么原因，陈修爵副司令被上海地下党调走了。 与此同时，中共上海地下党还利用了蒋介石对我的信任，委托我介绍了好些地下党同志打入国民党高级特务训练班，在大特务头子康泽手下任职，又委托我介绍了10多人到蒋介石的南昌行营工作。 我这个督察专员公署及剿共保安司令部在德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