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我仍利用我的社会关系，想方设法营救了不少被捕下狱的中共党员。如何英(解放后首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空军党委书记，王作尧的爱人)与梁××(梁培基的第二十六个女儿)；英德东乡李拔才等人。 上任韶关 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搞了个全国性“军官退役”，意在排斥异己，壮大中央军势力。我自然在退役之列。退役之后，我挂着少将参议的名义，在余汉谋的第十二集团军吃闲饭。1947年尾，宋子文到广州接替张发奎，任广东省主席兼行营主任。宋子文记得我是他的得力旧部，他见北江一带共产党闹得厉害，便任我为英德县长，后又觉得“委屈"我了，又将我提为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清剿司令。余汉谋则派他手下一个团长周文浩任我部参谋长。 我上任韶关，已是1948年初了，这时整个北江地区共产党的游击队的确闹得很凶。我特意安排了刘强作我司令部谍报组长。刘强的胞兄刘汉卿是我的故友，他曾于1940年写信托我收留他的胞弟刘强，谓刘强与中共地下党关系密切，乡间土豪劣绅要杀他，当时我将刘强安排在“挺二”任少校参谋，对他的政治身份我自然心中有数。刘强借此职位，经常往来于北江中共游击根据地，秘密地将情报送到地下党手中。此外，我还通过他将大量的弹药和物资秘密地送到红区。我知道游击区周围设置了许多关卡，出入很不安全，我便托刘强将盖有我司令部大印的“谍报证”四张交给黄桐华。据说这四张“谍报证”所起的作用相当大，持着它可以在国统区内通行无阻，这是令中央军剿共部队大为头痛的事情。 有一天，邝奀妹同志化装为时髦少妇来找我，要求帮助解决游击队的药品问题，我愉快地满足了她的要求。此外，这期间我还把广州的一部分存款交与党驻港人员购买8000~胶鞋，供战士们穿用。 1948年春，我因事由韶关到广州。一日晚上，我司令部驻穗通讯处马静华主任走来告诉我，说参谋长周文浩趁我下广州之际，率部突然袭击搜查曲江樟树潭，有5名中共人员被当场抓获，周文浩现正准备将他们处决。我听罢心中一震，周文浩是个坚决反共分子，如今被他抓到这5个共产党员，我若不从速营救，必为所害。于是我马上密嘱马静华连夜乘火车上韶关，火速通知他的胞兄——我司令部军法组长马宪元，尽快要在押的5名中共党员更改供词，否认是共产党。马两兄弟均是我亲密至交，他们虽不是共产党员，但由于长期与我共处，深知我与党的交情，故此，当他们知道我要营救这5名中共同志时，亦给予迅速的合作。 过了两天，我赶回韶关，才知道这5名中共同志在被捕时，已被搜出共产党的一些文件，他们亦直认不讳是共产党员。幸而经马宪元给他们讲明了我的意图，他们都改变了供词，只承认是糊糊涂涂地跟共产党走的，并不是共产党员。这5个同志，没有一个超过20岁，最小的一个才刚满18岁，按我记忆，这5个年青人一个叫陈子涛，一个叫陈小玲，另两个姓廖，一个姓李。我知道事情已按我布置的办妥后，便召开了党政军联席会议，审议该案。我说：“这5个青年人，据我审讯，他们都不是共产党员，若杀了他们，恐怕于情于理于法都讲不过去，他们合起来都不够一百岁嘛!我意见是将他们送到广州行营感化院教育，大家意下如何?”席中各人，包括周文浩等夏共分子见我如此态度，又见供词已面目全非，他们也不敢哼声表示异议，便通过了。事后我又找到上述那个感化院的院长幸耀燊讲情，请他教育好这几个“后生仔”就放了他们算了，章是我的故交，他答应了。不久，我便听说那5个青年人恢复了自由。
调省另有任用 随着解放战争大好形势的发展，北江地区游击队不但顶住了中央军的疯狂进攻，并给敌人以重创。剿共部队纷纷向宋子文告状，说北江游击队都是莫雄的旧部，他们每次行动都大吃共产党的苦头，原因就在莫雄，“莫雄通敌资敌，。’’“莫雄是匪首”语，充塞了宋子文之耳。宋子文召见了我，他是不大相信我会通共的，但他也要考察一下我，故此他见到我后，便叫我以个人名义写一个招抚北江游击队的告示。我听罢忙说：“共产党哪里会投降的?”宋说：“你就写嘛，不管他们反应如何。”他还说：“你若写了劝共产党投降的信，那就免了人家说你‘通共’的闲话了。”我知道这是无法推托之事，表示了一番对那些说我“闲话"的人的愤怒后，执笔写了一封“劝降书”，交刘强送到北江游击队。我在刘强临行前，密嘱他一定要亲自面交黄桐华、何俊才，向他们说明这封信非我本意，实是受宋子文所迫而写的，请他们随便回封信让我好向宋交待就行了。刘强领会了我的意思，马上往东乡出发了。不料他到了游击队驻地时，正值深夜，守卫的游击队战士说什么也不让刘强进去见黄桐华等人，于是刘强只好将信交给守卫，让他们转交给黄桐华。刘回来后向我汇报了这一情况，我听罢心里很不舒服，但也难以责怪刘强，只好独自烦恼，生怕游击队误会了我。-不久，黄桐华、何俊才等北江游击队领导人的复信到了，说是全国解放在即，蒋家王朝行将崩溃，谈不上让他们接受收编，惟欢迎我及时投到革命人民一边，不要跟随蒋介石走下去，云云。我看罢摇了摇头，。。便将信交给了宋子文。后来宋子文终于签署了将我撤职查办的命令。恰好此事让我的老朋友陆文澜(陆是宋子文的心腹，机要秘书)知道了，便劝宋子文道：“莫大哥是孙先生一辈的人了，何必为难他呢?这个命令改为调省另有任用岂非更好?”宋子文亦乐得如此处理，便改下“调省另有任用”的命令。事后陆文澜继续关照我，使我悄悄地回到广州，一又在宋子文手下当了少将参议一职，避过了一场灾难。回广州后，我去见陆文澜，．他对我说：“你很危险呀，剿共部队都告你的状，说你这个剿匪司令通共，要惩办你呢。”接着他又说：“我知道莫大哥你这个人，结交广，义气重，五湖四海皆兄弟，什么人都用，出些差错，也在所难免嘛!”然而，兼任广州警备司令的中央军某部军长胡长青，听到剿共部队的汇报说中共北江游击队都是莫雄的旧部，由于莫雄秘密通共，致使中央军损失惨重。胡长青于是发起狂来，分别下了两道就地枪决莫雄的手令，一道交给广州警备司令部办公室主任胡锐军，一道交给在英德负责进剿游击队的部下旅长杨××(名字不详)，命令上写道：“莫雄是北江之匪首，格杀勿论。” 胡锐军并不认识我，于是他乘一辆中型吉普车，车上满载荷枪实弹的士兵，在广州城内四处打听我的下落。有一天，他到一老同学钟坚家作客(钟与胡长青、胡锐军同是黄埔第三期同学)，言谈间胡向钟打听起我的下落来。钟坚曾在我部任职，对我甚为尊敬忠诚。当他看到胡长青出示的手令后，大声骂道，莫雄是蒋校长的老朋友，你们的顶头上司还做过莫雄的部下，要是你们果真杀了他，看你们如何交待!骂完后，钟唯恐此事若不及早制止会酿成大错，于是便与胡锐军一起到警备司令部找到胡长青，同样说了一番利害关系，胡长青只好收回成命。 再说胡长青的部下杨××旅长，接到处决莫雄的手令后，准备随时在英德见到我后便行“格杀勿论”。有一天，他到广州见一老上司莫与硕。莫此时正因私藏万余日军军械被囚，杨与莫见面后，说他已身负处决莫雄之责，故此要马上返回英德了。莫暗自惊讶，他平时与我相交甚厚，但苦于枷锁在身，也不好向杨旅长劝说，待杨走后，他马上请人通知他的朋友阮退之叫我立即去见他。我见到莫与硕后，他将杨旅长的话向我陈述，叫我设法自救。我听后大惊，便马上去张公馆见张发奎。张发奎昕罢我的陈述后，勃然大怒，说胡长青简直是在胡闹。骂完后，便打电话制止胡长青，要他马上收回成命，并约胡长青、胡锐军、杨旅长于第二天到张公馆，由他设宴介绍他们与我认识。第二天我到张公馆时，胡长青等人已在门口迎候，见到我后忙赔不是。宴席间，张发奎也将我与“委员长”及他的交情讲了，叫我们今后交个朋友，此事才告了结。迎接解放 转眼间，已是1949年，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排出倒海般向南方推进，蒋家王朝崩溃在即。统治当局狗急跳墙，指使特务四出抓人杀人，广州城内四处可闻警笛和杀人枪声。 这年6月3日，在国民党中很有资格的中将廖鸣鸥，因秘密与中共华南分局联系率部起义之事，被他的秘书出卖了，廖鸣鸥在这天即被逮捕枪杀。廖与我素有交往，蒙难前他任广东惠阳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另同一时期因起义之事泄密的潮安县长陈侃，也是当即被枪杀于飞机场的。这两位都是薛岳亲自下令枪杀的。此时的薛岳，已任广东省主席，他发疯似的在各地残酷地杀害被他认为是通共的国民党人士或军队中的军官。 10月12日，广州面临解放。广州市公安局文书股长陈耀之(本文第九章中我部译电员)来见我。他说已受命迅速将公安所存档案全部运往海南岛，但又接到共产党秘密分发到各国民党部门的告示(油印品)。陈问我如何处理。我鼓励他不要害怕共产党，要设法将全部档案保留下来，迎接解放。陈受到我的鼓励后，在市公安局中共地下党的协助和指导下，终于将档案全部交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广州濒临解放之际，敌人终于决定要逮捕杀害我了。薛岳对省府顾问官袆说，莫雄可能是共产党，要扣留法办。官袆与我故交甚深，他一面替我求情，否定我是共产党，一面则暗中通知我快逃。10月12日，几个在国民党当特务的朋友亦用电话或亲自来劝我快走为妙，还说广州卫戍司令、军统特务头子李及兰已下逮捕枪杀莫雄的命令。我知道事情危急了，便赶忙化装，带着刚满月的最小的一个儿子及家属若干人，随同我的旧部林祥(林曾是我税警总团第五团团长，此时已退役，在乡间居住)，逃到东莞樟棚他的家乡躲起来。后来我又觉不妥，便只身潜回广州，在马宪元、马静华两兄弟的掩护下，乘“省港轮” 逃往香港。后来听说我刚离开广州，我在昌华街的“莫公馆”便被宪兵包围了。 10月14日，广州解放了。不久，叶剑英同志到了广州，他打听到我已安全往港后，便写信请我回穗。黄松坚、黄桐华、何俊才、林名勋等同志也分别写了信交李学林，连同叶剑英同志的信一起带到香港找到我。 回到广州的第二天，叶剑英同志亲切地接见了我，他首先问我的生活情况，家属情况，然后，他说，在他南下之前， 主席曾亲自指示他要找到我。他说， 问他还记得广东有个莫雄吗?接着说：“他是我们党的老朋友，老同志，你一定要找到他，无论他过去犯过什么罪，一定要安排他工作。”故此，叶剑英同志在挥兵南下之后，便已派人打听我的下落。 “党的老朋友，老同志”，这是 对我的评价啊!我当时只感到惭愧，因为自己为党和人民做的事实在太少了。在百感交集之中，我向叶剑英同志说：“剑公，你最了解我，你安排我工作吧，什么样的工作我都能干!”叶剑英呵呵地笑道；“不要急嘛，先休息休息，安顿好家庭，以后有你干的。” 回到解放后的广州，第一次呼吸到解放后的新鲜空气，目睹着革命人民欢庆解放的动人情景，我深深地感觉到，共产党胜利了!人民胜利了!孙先生渴望的繁荣囊强，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诞生了! 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华南分硒正式任命我为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黄桐华、何俊才、林名勋等同志都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粤赣湘边区总指挥尹林平同志派了一排解放军战士护送我到北江。成立“治委会”后，剿匪工作马上开始，四处张贴了以我名义招抚北江各处土匪的布告，并派了通讯员持这些布告上山通知土匪要审时度势，相信共产党的招抚政策，接受解放大军的招抚。当时在北江的解放军也将各处土匪包围了。这些土匪，多是国民党溃逃时留下的残余武装，多数匪首都认识我，他们见是以我名义出的布告，更兼见大势已去，慑于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威名，绝大部分土匪都下山投降了。拒不投降的，悉数被解放军消灭。陈锡在这场剿匪斗争中，因“通匪”罪被镇压了。 不到一年，整个北江地区都肃清了反动武装及匪患，为稳定粤北的社会治安和开展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创造了条件。 十一、没有什么比“党的老朋友、老同志”这一称呼更令我感到光荣与骄傲 1956年，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同志通知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梁明德同志(即本文第九章提及的中共地下党员，江西德安“剿共”司令部的情报参谋项与年同志)。亲自到广州接我上京参加国庆典礼庆祝活动。我到了北京，李克农将军马上在他的住宅中亲切地接见我。他一见我面，便快步迎上，热烈地将我拥抱，并说：“你是我们党的老朋友，老同志，今天我们终于见面了，太高兴了!”我从来没有感受到如此的亲情，如此的温暖!自1982年开始，我一直在这位卓越的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人的密切关心下，与党的同志们朝夕共处，患难与共，通过各种方式去与蒋介石进行长期的斗争，但当时我亦只仰其名，未谋其面，如今乍一相见，宛若故友，我感觉到自己确确实实地投在党的怀抱中，但这巨大的幸福竟又使我怀疑眼前这一切仿如梦境。不! 这是我人生历程中完美的历史性一幕，没有什么比“党的老朋友、老同志”这一称呼更令我感到光荣与骄傲了! 李克农将军热情接见我，还特设盛宴来接待我，宴会设在前门外的“丰泽园”，参加者除李克农将军及几名将级军官外．还有严希纯夫妇、梁明德夫妇，以及我在北京工作的大儿子莫振球夫妇等，正是党情亲情，洋溢席间。 在京期间，叶剑英元帅又亲切地接见了我，并在他家中设宴招待。故友重逢。分外话长。叶帅给我介绍了祖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方面的重大发展，还说到祖国美好的未来。我感慨地向他说：“剑公，记得三十年前，我们在张民达师长身边共事，你向我讲，我们中国以后也会像苏联那样强大起来的，如今真的实现了!”叶帅说：“以后还要强大，中国是有希望的！”对他的话，我深信不疑。以后我还见到故人廖仲恺先生的夫人何香凝老同志。胜利的喜悦使我们这些辛亥老人兴奋得掉下了泪花。她老当益壮，还提笔为灿烂的祖国谱画新篇。她送了两幅自己画的国画给我，一幅画的是雄狮，画中之狮英姿飒飒，有如祖国那样雄壮，光彩焕发，另一幅画的是劲松，画中青松挺拔，象征着中华民族的新生，展示着祖国的锦绣前程。这是我们辛亥老人的无限心意啊!愿祖国更富强，更美丽! 这部回忆录至此已写完。当此祖国迈步奔向四个现代化之际，我不禁无限缅怀起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以及廖仲恺、邓演达、张民达等等中国民主革命的英勇前驱，无限缅怀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献出了宝贵生命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战士方志敏、卢志英、刘哑佛等等革命先烈，无限怀念已不幸逝世的李克农将军、严希纯、梁明德同志，以及曾与我朝夕相处的古大存同志。 同时，我也在思念着在台湾或海外的国民党旧同事旧朋友。历史到现在已明白无误地向人们展示，统一中国，是人心所向，势在必行。望诸故交旧识及各界有识之士，以我中华民族前途为重，消除宿怨．为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贡献。
1976年11月17日第一稿 1979年2月12日第二稿 1979年12月30日第三稿 (莫栋梁记录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