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军事会议 敌人的疯狂屠杀，更激起了红军的英勇反击。蒋介石呕心沥血地亲自指挥的第四次对苏区的围剿陡遭惨败，红区越来越发展壮大。 1934年l0月初，我奉蒋介石密令上庐山参加秘密军事会议。江西的lO月，庐山已开始下雪。开会的地方叫牯岭，这是一个墟场，坐落在1000多米高的庐山顶上。这次秘密军事会议就在离圩场不远的一座礼堂里召开，整个牯岭都置于严密的警戒之中。此刻在这里召开的是策划第五次“围剿”苏区的绝密军事会议。200多与会者都是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山东五省的省主席、部队司令、军师长、高级参谋。我跟他们大都是老相识了。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杨永泰负责布置会议的具体事项。江西省主席、行营第一厅厅长熊式辉也负责会议的布置工作。 会议打算开一个星期，但才开始两天，因其计划规模之巨大，各项布置之细微，阴谋之毒辣，已使我暗自吃惊l第五次围剿计划名目“铁桶围剿”，是由法西斯德国顾问提出来的。计划出国民党150万大军，对以瑞金、于都、会昌、兴国为目标的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在指定的某一日同时从四面八方突然合拢包围。包围半径距瑞金150公里。这个包围是有严密的部署的，地图上划分了很多编了号码的格子，哪个部队或单位在何时何地必须到达地图上某个格子所规定的位置，并按规定马上布上铁丝网，预留缺口，装以鹿砦、拒马，构筑火力网及碉堡，并分段建立粮秣、弹药仓库、医院、绑带所，以及有线电话网、中继站等等，这些都有极为周密的布置。 一俟包围圈完成，各部队便依照命令每日向瑞金中心推进7—8华里，每推进1华里(0．5公里)布上一重铁丝网，每5公里筑一道碉堡线，碉堡的设置使得他们的火力构成极为严密的交叉封锁网。计划每月向纵深推进25公里，6个月便能进逼到红都瑞金，而红都四周届时将竖起800重铁丝网，30重碉堡线，以及难以计数的障碍物，这是何等惊人l为防止红军突围，计划又规定每重铁丝网之间的防守要绝对保证，不但设有大量的碉堡，布置地雷阵，而且将如发现突然情况时立即调拨部队的大量美国军用卡车，运行线路都布置得详详细细，无一遗漏，为实施其计划，已有1000辆美国军用十轮卡车运到南昌，并随即分配到各部待命。 作为“铁桶围剿”的前奏，在包围圈尚未完成之前，派出l2个师的兵力与红军纠缠，迷惑红军，争取包围部署的时间，一俟包围圈形成，这12个师随即撤离，同时立即断绝这里一切除军事需要以外的交通，以封闭苏区的消息，断绝红军的一切物资来源。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最阴险毒辣、规模巨大而又布置周密的军事计划！与以前的四次“围剿”，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若此计划得以实施，则红军的处境不堪设想!我想起了前两个月的一件事。我在德安看到大量铁丝网运到，友邻部队及我部的装’备都有了很大改善，数十数百的美国大型军用新卡车也开来了，我怀疑将会有一次大的行动，于是，我向一个曾在我部下任连长，现已是南昌行营少将军械处长的李英豪打听虚实。他用诡秘而又肯定的口气对我说：“这次围剿不同以往，有颜色给红军看的，定然会致红军于死地!”随后我便将李英豪这番话，以及我对局势的动向看法与刘哑佛和卢志英说了，我说：“红军四次反围剿都胜利了，但这次围剿来势凶猛，红军还是易地为宜吧?”卢志英同志淡然一笑，说道：“我们红军离不开江西的，江西的民众是水，红军是鱼，鱼是离不开水的，我们不管怎样，都要在江西坚持下去。”我想，若是他们知道这其中的巨大阴谋，恐怕是不会有笑容的了。 后来，这个巨大的阴谋果然被我不幸而言中了!会议开了一个星期，最后由蒋介石致“闭幕词”，他兴致勃勃地说：“现在剿共大业已握胜券，望各方负责人积极执行会议的决策，”“毕其功于一役!”在场的200多反共军事头子个个气势汹汹，磨拳擦掌，纷纷赌咒发誓要在这次“铁桶围剿”中剿绝共产党。 这次会议的文件有高高的一大叠，足有一二公斤重，其中除了包围图表、计划书、指示文件等等外，还有蒋介石的语录及指示汇编成的小册子。每份文件上都打上了蓝色的“极秘密”字 样，并按名单编号存档。散会后，我将这些文件装到一个大公文包里，然后便匆匆下山。
交给共产党中央 当我踏进司令部的时候，已是掌灯时分。我也顾不上吃饭，马上吩咐左右将刘哑佛、卢志英，项与年即刻唤到我办公室。待他们到后，我便将从庐山带回来的所有文件从公文包中取出，让他们细看。他们飞快地看着，脸色随之而变。花了约一个小时功夫，当他们大致看完后，他们三人交换了眼色，刘哑佛开口问我：“大哥，你说怎么办?”我说：“还有怎么办的，这么危急，你们马上拿去交给党中央!天大的事情，由我承担就是了！” 他们听罢，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代表党感谢你。” 随后，他们便由项与年同志将此全部绝密文件带到南昌我司令部后方办事处。在那里将文件的主要部分用薄纱纸密写抄录，然后由地下党同志藏在鞋底，化装成老百姓千方百计地送上瑞金。同时，他们又发电报给党中央，将庐山会议制定的“铁桶围剿”计划这一绝密情报向党中央汇报了。幸而他们干得都很漂亮，蒋介石在围剿计划泄露后也没有向下追查，否则查到我身上，要我拿出那些文件来，我将必死无疑了。 后来，项与年同志在外地不幸被捕，他为了保护我，并没有说自己是莫雄的参谋，后又幸得地下党同志多方营救，越狱逃跑。为了逃避敌人的耳目，他用砖头敲掉了四只门牙，化装成乞丐，通过了重重封锁，历尽艰险，花了很长时间才到了延安。 自项与年同志去南昌约两个星期，也就是1934年10月下旬，中央红军赶在蒋介石“铁桶围剿”包围态势完成之前，撤出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最后胜利到达陕北抗日根据地。 转往贵州毕节 1985年3月某天，我急然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要我马上乘飞机往贵阳。我看着这份没有具体内容的电令，心里有些犹豫不决。我想，为什么项与年一去不返呢?莫非他给逮捕了?怀着这一矛盾的心情，我便问刘哑佛说：“此行不知是凶是吉?”刘考虑有顷，便笑着对我说：“若是我们的事情败露了，蒋介石用不着叫你乘飞机去贵阳，他只是吩咐你到省城开会，便可以在那里把你抓起来。大哥，你放心去吧!” 我到了南昌，蒋介石派的飞机正等着我。飞机飞到汉口，在加油的时候，一群军统特务如狼似虎地向我走来，我正吃惊，原来他们是借口运送重要物资而要占用我坐的这架飞机。我自知斗不过军统特务，只好让他们飞走了。但我却不能按时飞赴贵阳了，怎么办?我正愁闷间，行营参谋处长晏勋甫劝我找五省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向他借用他的私人座机。我从不认识张学良，但亦唯有此计了。于是我持名片找到了这位“少帅”。张学良“少帅”看上去只像个二十多岁的人，他为人爽朗热情。他得知我来访的目的后，爽快地答应把飞机借给我。他送我出门时说：“莫司令官，你的大名我在念书的时候就听到过了，你是我们的老前辈啊!”从“少帅”府出来后，我就乘他的飞机飞往贵阳。 果然，蒋介石完全不知道我给他干的“好事”。他是调我来“围追堵截”长征的红军，要我到川、滇、黔三省交界的贵州毕节当“剿共”保安司令及行政督察专员的。蒋介石为说明他的意图，叫我把随身的笔记本拿给他，他翻开本子在上面划出了三省交界地图，标出四川古蔺贵州毕节、云南镇雄这几个县名，蒋介石说：“这里聚散着七八千红军伤病员。你的任务就是剿灭这些残余红军。”为此，蒋配给了我中央军1个师——六十三师(我在江西原属的8个保安团已归属熊式辉)。接受这个命令后，我将江西第四区保安司令部及督察专署的原班人马开到贵州毕节。已经归属我指挥的六十三师师长陈光中，是有些名气的战将，但他更大的名气是“好色”。在一些宴会上，他见薛岳对我“大哥”前“大哥”后，非常尊敬，也不知道我有什么来头，故此对我万分顺从。当我出巡时，他给我派上百人的警卫连护卫，还拉出几十人组成的军乐队为我大奏军乐。 据情报，毕节地区果真有不少红军伤病员。若陈光中师专门去对付这些伤病员，那么他们的处境肯定不妙。刘哑佛、卢志英抓住了陈光中“好色”之癖，借口与他“谋娶妾侍”，整日用酒灌他，并真的帮他找来了两个漂亮的小老婆，陈光中喝醉了“迷魂汤”，昏昏茫茫，他每隔5天左右就请我及卢志英、刘哑佛去赴宴，饱尝当地茅台名酒，早将“剿共”之责抛到九霄云外，我也当然不给他发指示了。半年后，毕节地区的红军伤病员已不知所踪了。
弃守毕节 1935年12月，陈光中师调离毕节。1936年2月，忽闻红军有三四万之众由贺龙、肖克等率领向毕节开来。我遂命令所部撤到了毕节城外十多里的山沟，让红军顺利通过。红军派了一个参谋送给我一封信，内容大致如下：“莫雄先生，你是我们革命的老前辈，现在我们组织反蒋民主联军，李济深先生已加入。我们一致公推莫老先生为黔军总司令。”签名的有贺龙、肖克、夏曦等9人，并署名红军军事委员会。接到这封信可真苦了我，我司令部及专署职员合起来才几百人，加上彝族的县政警大队300余人，也未及1000，枪械又陈昭，要我任这个“总司令”，未免有点为难了。于是我向这位红军参谋说：“你们两三天内就要开走，你们一走，我不成了无兵司令?要是你们不走，让我当个排长也可以。请你告诉贺龙将军，以后日子还长，我还可以帮助你们的。” 半个月后，几万红军浩浩荡荡地过了毕节，我司令部及专署中不少革命同志亦加入长征行列。
再陷囹圄 蒋介石知道我部竟然一枪未发，放弃城池，让红军顺利过境后，勃然大怒，命令把我扣押。后来我获悉扣押我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曾托回上海去找我司令部参谋黄贶书打听老朋友华克之的下落，殊料黄贶书的朋友李怀诚参加了暗杀国民党六中全会首脑行动(这次事件汪精卫被击中两枪，蒋介石在临拍照前，忽然改变主意不参加拍照，故能幸免。李怀诚正被追捕，黄贶书回到上海找李，在李家中了埋伏，被捕后在他身上搜出了我的信件，于是我便犯了“通共”兼“暗杀”罪嫌疑，被押往南京军法处关起来。 ‘ 我的监房倒有点“豪华”，设有沙发椅、书桌、弹簧床等，还备有浴室。军法处的军警对我也很“客气”，并没有给我上手镣脚铐。刚进来的时候，我听狱官说邓演达先生遇难前就是住在这间监房的。我身居邓先生蒙难前的囹圄之所，心里总有点不寒而栗。 想起了邓先生的惨死，我对自身的安危，已不敢抱半点侥幸。开始几天，每逢晚上有汽车的马达声传来，都引起我的极大不安，奇怪的是，我在这里关了150天，却一次也未被提审，
1936年6月，我被张发奎、陈诚保了出来。事后我才知道这确是杨永泰叫他们将我保释的。这时正值南方两广闹独立倒蒋，杨永泰见是机会，便对张、陈二人说：“你们常说要保莫大哥出来，但他是有通共罪名的，这一点委员长是最忌恨的，提出来只会令莫大哥更不好过。现在两广闹独立，正是保释的好时机，你们可到委员长面前说莫大哥在两广很有人面，愿保他出来到两广策反，军前效力，立功赎罪，这样便公私两全了。”张、陈二人依计而行，果然奏效。 出了监狱，蒋介石召我去谈话。他一见我便劈头劈脑地问我。“你身边为什么总有共产党?”我暗自吃惊，但我还是故作坦然地说：“没有这回事。”蒋严厉地望着我说：“哼!没有?你司令部参谋黄什么的(指黄贶书)他都承认是共产党了，他是谁介绍给你的?” 我料想不到蒋介石对我的审讯竟是在我出狱后的现在，但我想，既然他让我出狱，他肯定是不知道我与共产党的真实关系的，于是我胡编乱诌道：“哪有人介绍，是他自己找上门来，他以前曾是陈炯明粤军的一个主任参谋，是我的旧同事。” 这番话我是随口编出来的，蒋见我对答如流，只好恨恨地说：“哼，你根本不知道共产党，他们是很厉害的。他们是积极、能干、有本事的人，但很危险，不能用的，知道吗?” 我点头道：“晤，请委员长放心，以后我留意就是了。” 蒋训斥完了，便对我说：“你现在跟陈诚参谋长到两广搞策反，戴罪立功，要多立些功!”随后蒋委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特派员，嘱我到汉口找陈诚研究进行两广策反之事。 所谓两广反蒋，其实是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联合发起的一次与蒋介石分割地盘的行动。虽然陈、李早已是独立于中央之外的西南政府首脑，但像现在这样发动南方几省反蒋，也是颇具煽动性的，况且陈济棠拥有一百几十架飞机，比南京政府的还多，因此蒋介石决心用策反手段将他们的力量拉过来。不久，陈济棠的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率六师人马在赣南与广东交界一带起义，宣布归顺中央。陈济棠的各军亦受蒋介石的收买，一百几十架飞机全部投蒋。也不用我去“策反”了。
九、上任南雄 “你不要带兵了” 两广实现统一后，1986年8月，蒋介石到了广州，住在大北路迎宾馆。蒋介石唯恐被人行刺，遂命令将宾馆四周民房的窗户都用木板严密钉封起来。 有一天，蒋介石召见我。他笑容满脸地对我说：“现在广东新收复，你还是干你的行政督察专员好吗?”看来他是故意将我曾任“保安司令，，及师、旅长的军职都给“疏忽”了，我忖测他仍 不放心让我带兵。 为了让他把这个意思说明白，我故意说：“委座，你最了解我，举兵打仗可以，抓笔杆的官我当不了。” 蒋忙答道：“哎呀，你年纪大了，不要带兵了吧? 让我的学生去打仗算了，他们有很多人到现在还未打过仗，让他们锻炼锻炼嘛。再说，你在江西当专员就当得不错嘛!” 我说：“委座，我确实不想当官，况且我现在等着要去割痔疮。， 蒋介石见我确实无意去当他的官，便颇为不快地站起来。“好吧，”他说，“你割完痔疮，再到南京找我。”然后他走到办公桌旁，提笔写了张纸条：“发特别费5000元交莫雄。中正(签字)”。写完后他把纸条递给我。 不久，蒋飞回南京，随后到西安，接着，“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兵谏”扣留起来。这两位抗日将军代表几十万东北军、西北军向蒋介石提出了“停止剿共，联合起来，一致抗日”的正义要求。“西安事变”震动了整个中国。我想，蒋介石这回罪有应得，共产党被他杀了数十万人，对他是决无轻饶之理的。但后来发生的事情并不如我想的那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派周恩来、叶剑英、陈绍禹等同志代表党中央到西安与蒋介石谈判，达成了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协议后，便将蒋介石放回了南京。蒋到了南京，却将陪机回宁的张学良软禁起来。 蒋介石从西安飞回南京，是1936年12月25日的事。26日杨永泰被刺杀，死于汉口江汉关码头，这是蒋介石的恩师陈其美的两个侄儿陈果夫、陈立夫因妒忌杨永泰的才学及权势，买凶手干的。杨永泰死心塌地为蒋介石效命，落得个如此下场，岂非“聪明反被聪明误”?杨死后，陈果夫、陈立夫二人便取代了他的位置，受到蒋介石的重用而侍候在蒋的左右。
软硬兼施 1936年8月，余汉谋委我为“少将参议”——干吃薪俸的官，此时吴铁城任广东省主席。在欢迎他上任的宴会上，吴铁城见到我后，笑口盈盈地许下了愿，说广东这么多个富县，可由我随意挑选当个县长，我婉言谢绝了。 1938年8月，吴铁城邀我到省政府，他一见我面，便对我说：“莫大哥，你是否广东人呀?”我顺口答道：“是啊。”“你好像是北江人吧?”他又明知故问地说。我与他甚为相熟，为何今 天说话如此蹊跷?我便对他说：“铁公，你何必兜圈子，有话即管说吧!” 原来，广东南雄一带有个大绅士钟寿山，因打输了官司，被刚上任的南雄县长张企留勒索1万元，钟不服，纠集了2000人马踞山为匪，自称“广东后方抗日独立团团长”，无恶不作，整个北江上游南雄一带给闹得鸡犬不宁，连南雄城的大门白天也不敢打开。南雄是处于北江地带与江西省交界的交通要冲，是广东抗日后方的战略重地。县长张企留与前任县长曾承典都是吴铁城的亲信，是从秘书科员提升为县长的，曾承典因贪赃枉法，已被扣留查办，而今张企留又因贪污勒索惹起大祸，使南雄地带局面无法收拾。吴铁城正为这两个亲信败坏了自己的声誉而气恼，又为南雄局面担忧，正思考着派谁去收拾这个局面。吴铁城身边的军统特务梅光培(梅当时任省政府禁毒科科长，“联义社"员，与我旧交颇深)给他出了个主意，要我去当南雄县长。吴铁城唯恐我推托，梅光培说：“莫大哥在北江很有声望，你不妨用激将法对付他，若然他还不答应，你就给他开个玩笑，不让他出省府大门。”吴铁城向我介绍完南雄的情况，执意要我去当这个县长，将南雄局面妥善收拾，给他争回个面子。我听罢便很不乐意地说：“蒋委员长要我去当专员我都不干，这个县长我更不愿当啦。我是行伍出身，铁公你是知道的。”这时吴铁城果真半开玩笑地说：“大哥，这次你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不然你就出不了省府的大门。”我见吴铁城如此恳切，不好再推托，便答应下来。吴铁城极为高兴，马上给了我南雄县长的委任状。 当时广州濒临沦陷，日本飞机不时前来轰炸，我到广州白云山脚一个掩蔽所找第四路军总司令余汉谋，因为我这个“少将参议”要去南雄当县长，形式上也是需要到余总面前办理手续事宜的。余汉谋听我说到南雄上任，非常高兴，马上委我为“广东大后方第二十三区游击司令”，主管南雄、始兴、乐昌、仁化4个县。他还送了10支驳壳，2000发子弹给我，并派一辆新的军用卡车，将我及我临时找的几个秘书、科员和卫士共10人送上南雄。 自接任后，我心中对如何平息南雄的风波进行仔细思量，作了一个部署。在出发前，我打电报给南雄有名的大绅士莫开琼(当时任广东律师公会会长，在当地有很高声望)，请他通知钟寿山停止一切活动，一切听候我去解决。 8月30日，我到了南雄，随即在第二天出布告接事(在我接事之前，省政府已将张企留扣留查办)。我打听到钟寿山自得到莫开琼的信息后，已停止了抢劫，我便通过莫开琼与钟寿山约个时间，届时由我亲自上山与钟谈判。 于约定之日，我带4个卫兵及南雄保安营长古煌上山招安。见到钟寿山后，我以好言相慰，并说张企留贪赃枉法，我必将严办他。关于钟寿山率众闹事，只要接受招安，既往一概不咎。为免除钟寿山的疑虑，我还答应委他为我司令部属下一个团的团长，指挥他自己那二三千人马。钟大喜，遂将所部土匪全部带到南雄城接受招安。 ‘ 从山上下来的土匪足有二三千，这些土匪受招安后，非常不习惯部队严格的操练，他们吊儿郎当的，常常不肯出操。我以此为借口，对钟寿山谈起此事，最后商定将这些土匪全部遣散，每支枪发lO元，收枪发钱，并给他们“解甲归田，回家务农”的证明书。同时，我推荐钟寿山为省保安司令部上校参议。至此，南雄纷乱的局面结束了。 与特务陈锡的一段谈话 1988年8月底，我上任南雄路过韶关之时，韶关铁路局稽查陈锡前来求见。陈锡原本是个土匪头子，十年前他被抓获，拖到刑场问斩，他老婆找到我苦苦求情，我便写了封信给行刑的梁传楷(梁曾任我部连长)，梁接信后，当即将陈释放。陈死里逃生后，时刻对我感恩图报，这次他听说我路过韶关上南雄就任，特地赶来问候，当他言及自己从刑场出来后十年的情况时，我才知道他曾上庐山受训，在‘‘特高班”经严格训练后，成了特务小头目，他现在的稽查身份其实是专门对付共产党的。为此，我甚为反感，便对他说：“军统特务是专门对付共产党的，我不同意你干这样的事，你打算怎么办?”我这番话说得相当严肃，陈听罢，马上答道：“大哥，我要不是你，早就见阎罗王了，因为遇到你，我又活多了十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你要我‘味水中墙’(广州方言，意即赴汤蹈火在不所辞)、做‘替身’，我都去做，你吩咐我吧!”我见他言语恳切，谅他也不会对我耍手腕，我便对他说：“我并不是叫你‘味水冲墙’，也不是叫你做‘替死鬼’，我只是叫你以后不要抓共产党，不要杀共产党，蒋介石的统治腐败黑暗，他是个‘亡国之君’，以前我对他也很崇敬，现在我看透了。相反，共产党却是大有希望的，我告诉你，我是同情共产党的，我亦希望你与我同心同德。军统特务你仍旧去做，但以后见到有什么可以帮共产党的事便尽力去做，抓人杀人的事不要再干了。”我这番话一来是出于某种冲动，但主要的是俗话所说的“义气博义气”，且看他反应如何。果然陈锡爽快地答道：“我绝对服从大哥!” 事实上，在以后的几年里，陈锡是按我的话去做的，其中某些事例，留待后面叙述。
大 释 放 南雄县的县政府设在城中孔庙内。以前的县政府并不设在这里，由于红军三次攻进南雄城，将县政府及监狱都给烧光了，故此县政府只好设在孔庙，并且将县监狱也设在这里。这座孔庙颇大，县政府设在大堂之后，大堂前两旁低矮的走廊用木板和杉条钉成一长排的牢笼，里边竟密密麻麻地关押着几百人，不少犯人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只好站着。那时天气炎热，犯人脱光了衣服，仍汗流浃背。那些看守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待，毫无“人道”可言。牢笼中散出的冲天臭气，使过往的人不得不掩鼻而行。我刚上任时，走进孔庙，就见两旁牢笼中的人发狂般地站起来，朝着我喊：“冤枉啊!”顷刻间，整座孔庙被这悲愤的怒吼震撼了。由于我忙于处理钟寿山事件，故此无暇理会这些犯人。待钟寿山之事处理完毕，一天，忽接中共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云广英(现任广东省人大委员会副主任)给我的一封信。那时我还未认识云广英，故此接到八路军的这封信，我颇感突然。信中云广英请求我设法解救关在县府监狱中的六七百名中共党员、红军战士，以及进步人士。看罢信我吃惊起来，原来关在牢笼中竟有这么多共产党人!我随即向县政监狱长官了解这些人的情况，这才知道这些中共党员、红军战士及赤卫队员等，都是余汉谋的剿共部队在湘、粤、赣边区抓到的“战俘”，解到南雄来寄押的。我调来档案，从花名册上，我知道他们果然有近七百人。 我随后召开了县政府会议，向手下的秘书及科员等讲到了这个监仓里的情况。我说这些犯人多得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只能站着，像这样下去会死人的，但寄押他们的那些部队已开拔到浙江、上海一带抗日前线，不知何时才能回广东，要是等到他们回广东才处理这些犯人，这些人早就“瘦死狱中”了。说完上述理由后，我说，我决意释放全部犯人，一个也不留。只见那些科员秘书听罢，始是惊愕，继而纷纷表示反对。他们说：“县长大人，你何苦要这样做呢，他们死在狱中，那也是不得已的事，何况又不是我们抓来的。这里边的几百共产党分子和俘虏兵都让你放了，人家不说你通共，也说你贪赃枉法，这不是自找苦吃吗?”更有的说：“这是余总司令的剿共部队寄押在南雄的共党分子，你只是南雄县长兼游击司令，你没有权这样做，不用说六七百人，就是六七个人也不能放，若然你一定要放，也要请示余总司令!” 听到这里，我不禁怒火中烧，说道：“我知道余总司令是不会答应的，何必多此一举，我决意要放，现在就放!杀头就杀我的，与你们无关!”这些人大概不知道我会如此震怒，遂缄口不语。 随后，我将此决定告诉了南雄监狱长吴××(名字已忘)，他几乎不敢相信，但从我的怒容中，方知这是认真之事，故不敢怠慢，表示将遵命执行。我与他定好了大释放的日期。 于计划之日，我把全部犯人分批召集到县政府大堂中，嘱两名狱卒专给犯人打开脚铐，由我按花名册上的名字逐个喊上前来，给他们每个人都发了事前由我嘱咐县政府油印的“释放证明书”，上面说明；“仰沿途军警查检放行。”证明书上签有我的名字，并盖上县政府和游击司令部的大印。同时，我还发给他们每个人1元银毫、5斤大米。我嘱县政府承审员黄仲宏坐在我旁边，协助我办理上述事宜。 被囚的除绝大部分是剿共部队寄押在这里的“犯人”外，还有一些是县政府抓来的，或警察局寄押于此的。从卷宗上我知道，警察局和县政府抓来的“犯人"，中共党员占少数，其中警察局寄押于此的犯人，又多数是胡乱抓来的。如有一对农民夫妇，某日担谷进城，不知如何得罪了守城的警察，于是便被毒打一顿后，给寄押进县政府监狱，而县政府则照收不误。另外，还有一个哑巴，也是被警察局无故控为“汉奸”抓进来的，至释放他时，已是奄奄一息了。正如俗话说“哑吧吃黄连，有苦难言”，这可算是一个悲惨的例子。还有10多人是因被控为“烟赌徒”关押于此的，照当时的法规，即使犯此罪，亦只是坐半年班房就得释放，但由于他们没有钱“送礼”给那些警察老爷，便被长期寄押。 花了3天功夫，每天都是从早到晚的干，终于将全部在押人员悉数尽释。但从承审员黄仲宏口中，我知道还有24名中共干部关在另一处秘密监狱。我调来这些“犯人”的档案，上面说明他们是粤、湘、赣地区红军或地下党的干部，已分别被判无期徒刑，或15—20年徒刑。我本想马上将他们加以释放，但我又想，那几百名寄押的俘虏因未定罪判刑，放了还好说，而这24名“重犯”，则是已判刑立案的，要是随意释放，上面责怪下来就不好说话了。于是，我叫县政府的秘书写了一份公文给余汉谋，要求释放这批“重犯”。县政府的秘书及以下科员等人知道我这个决定后，更为瞠目。公文写完后，我带着它到翁源去见余汉谋。余看罢公文，问我为何要放这些共产党? 我说：“现在国共合作，蒋委员长都与 握手，摸酒杯底了嘛，我们将这些共产党放了，多几个人去打日本仔不好吗?”余汉谋不耐烦地说：“莫大哥，政治上的东西你不懂，这些要犯放不得，你不要理这样的事了!”我见一时难以说动，只好告辞。过后我又找到副司令徐景唐。徐是余总的拜把兄弟，与我有多年交情。徐虽然不明白我要放这些共产党“重犯”用意何在，但碍于面子，还是答应与我一同上司令部找余总。见到余后，徐景唐说：“莫县长要求放了这廿几个人，总司令你就放了吧!"余见人情难却，也不好太悖我意，便答应了。他在我呈的公文上签字：“准予全部释放。"余总签上名后，对我说：“这些高级共产党你不能放出去，让他们在你的司令部当兵吧。”我当然一概应承。我刚退出司令部，又被余叫回，说是要我参加他的一个宴会。在这个宴会上，余又喝醉了。此君酒醉必哭，只见他醉醺醺地哭着，对我喃喃地说：“莫大哥，为什么不陪我……饮番杯?” 第二天我赶回南雄，将剩下的24名中共同志全部释放了，并送了钱给他们作剃头、洗澡等零用。数日之间，他们已各奔东西，杳无踪迹了。但我县政府的那位承审员黄仲宏，却终日提心吊胆，向我打了多份报告，谓乡间父母年老多病，亟需其回乡侍奉汤药。自那些“重犯”获释后不及一周，他也不待我批准，擅自告长假走了，再也没有回南雄。 说来也怪，我在释放“重犯”前所释放的几百名中共同志，此事并无请示余汉谋，事后也没有向他汇报，对这样重大的事情，他不会不知道，但他一直没有向我查究。另外，寄押这几百名“战俘”的那些部队的部队长，事后总会知道我把这些人全放了，但居然一直没有人向我追究。人们担心的一场灾难，并没有降临。 古大存参谋长 在南雄县城附近，有座余汉谋属下的后方医院(第十二集团军后方医院)。院长古鸿烈(解放后任广东省人民医院首任院长)与我素有来往。有一天，他请我到他的医院，说要介绍在这里养病的原红十一军军长古大存与我见面。我久闻古大存的威名，便高兴地应约而去。这位红军将军体魄健壮，两肩宽阔，仪表威严，风度潇洒而又善言谈。我们竟夜而谈，均有相识恨晚之感。我遂心血来潮，想到现在国共合作抗日，我何不趁此机会邀请他担任我司令部参谋长这一空缺呢?于是，我向古坦以心迹，古当即欣然接受。后来我请示了余汉谋，余也复文照准了。这样，古大存这位红军将领正式担任了我司令部的参谋长。 古还从红十一军调来郭大同及李镇清两人到我部任参谋。在此期间，我将司令部的全部事务都交与古大存，及后我又提议由他组成司令部政治委员会，古说不必像红军那样搞了，还是谨慎些好。闲时，古大存与我一起谈古论今，他是广东政法学校毕业生，他向我讲解中国的封建历史，讲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宣传和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以及团结抗日的正义主张。在畅谈中，我不但钦佩他丰富的军事、历史知识，更叹服他的诗才。每每在他与我谈得高兴之际，便要吟诗助兴。随着岁月流逝，那些诗我都已忘却。解放后，有一次古大存同志与我一道漫游于广东仁化锦江之上，曾即兴题有“山色护船随影过，花香离岸趁风来”之妙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