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世界 莫文骅
（本文节录自《莫文骅回忆录》）
澄碧如练的邕江，蜿蜒地由西向东流过南宁市南郊一座小村子。村子不远的东南边，耸立着碧嶂叠翠的青山和五秀岭。
1910年1月7日（宣统元年己酉12月17日），我降生在邕江畔上这个风景绮丽的村子——广西南宁市亭子村。
村里并没有一座亭台，为何叫做“亭子”呢？
传说宋朝仁宗年间，地处祖国边陲广南西路的广源州（宋属左江道）首领浓智高起兵反宋，宋王朝派大将狄青率三军南征讨伐，并从山东押解数千名百姓南迁，以开发南疆。这些被押解的百姓，长途跋涉，来到邕州南郊时，已是疲惫不堪，大家躺倒在地，再也无力爬起来。狄青见此情景，遂生怜悯之情，加之他也看上这块山青水秀的好地方，便下令“停止前进”。那些百姓，就在这块土地上落脚生根、生息繁衍。后来人们为感谢狄青的恩德，便给该地取名为“停止”，并在村里建一座狄武襄公祠，以志纪念。不知什么时候“停止”演变成了“亭子”。
村名来历已无从考证。但据史书记载，公元1052年，依智高举兵反宋，宋仁宗命枢密院副使狄青大将率3万大军南下征讨。狄青夺昆仑关，占邕州，依智高败走云南。当时，确有不少士兵落籍在邕州附近一带，我的先祖，便在其中。
据家存的《莫氏族谱》载，我莫氏太祖文允公，其原籍为山东青州府寿光县白马驿，于大宋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随狄青“调戍而来”，落居邕江对岸“平南村四团白沙之阳”，即今亭子村。从祖上传至我祖父，已有17代。
我的祖父莫予双，号惟一，先开办怡和商店，后习武，中武举，任守备职，诰授“武德骑尉”。但他不入公门，不理团务，仍在家继续经商。
我的父亲莫廷俊，号煦堂，身体魁梧，不愧武人之后。但他却喜诗文，其书房称为“垂柳读书堂”，藏有很多线装古书。他的古诗文造诣较深，能诗能字，常邀文友咏诗对句，遗有诗抄集传家。本来父亲想考秀才，因祖父过早去世，家庭负担重，使他放弃功名的追求，只捐了个贡生，接替祖父从事经商。辛亥革命期间，父亲参加反清斗争，后又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活动，曾被选为广西省参议员。但他看到社会政治风云变幻无常，“你方唱罢我登台”，故不热衷仕途，也不愿去巴结绅士名流。父亲老实本分，对人和气，能忍让，肯吃亏，他在《垂柳读书堂咏感》一诗中有“从来富贵非关命，视作浮云万念空”之叹。他76岁时，在自己的相片上题写了这样的诗句：“尔眉太浓，尔目太小，一生货财，过手辄了。惟学吃亏，忍气不少，差幸精神，老犹矫矫。”表露他一生谨慎求安的思想性格。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杀来杀去，地方不宁。父亲对动荡的社会优心忡忡，常告诫我们不要到社会上闯祸。为了我们兄弟几个不受人欺侮，我5岁那年，父亲还请了拳师教我们三兄弟学打拳，练刀棍，以备防身。
我小时候家境还不错，家里有点田地，父亲在城里开了一个卖布的“苏杭铺”。后来，家里人口多了，加之两个叔父都过早去世，生活的担子全落到父亲身上。当时家中有19口人吃饭，日子越过越难，慢慢衰落了。到1925年，父亲做生意破产，布铺卖掉了，后来田地也卖掉了。
1943年，日军第二次侵占南宁前， 82岁的父亲因家中无人照顾，衣食无着而饿死。 我母亲黄婉卿，壮族，贫苦出身，是一位善良、勤劳、有志气的农村妇女。她出生在越南一个靠近广西的木马村，14岁时被人拐骗卖到我家。大娘死后，嫁给了父亲。在旧家庭中，母亲是买来的丫头，又当继室，自然没有地位。母亲先生了两个女孩，遭到家庭和族人的非议，很恼火，不知流了多少泪。以后她生了几个男孩，地位才逐渐提高。
母亲除了料理家务外，经常熬夜织布，还到离家好几里路的地方种菜换一点钱，来维持家中日趋衰落的困境。她很迷信，常受巫婆的剥削。母亲一共生了9个孩子，6男3女，大娘生了2男1女。我在男孩中排行第六。我7岁上村里的蒙馆，后到姓雷的一家私塾读书。当时，蒙馆属私塾的小班，是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地方，一般是由某家请来先生，招收附近的孩子来念书。开始学《三字经》、《五字经》、《千字文》，后学《幼学琼林》、《韵对屑玉》等。老师只读不解，学生死记硬背。父母对我的学习要求很严，尤其是母亲总盼孩子念好书，将来有点出息。放学回家，我有时贪玩，母亲经常手里拿着鞭子，坐在我的旁边，流着泪，看我读书写字，“望子成龙”。
那时已兴新学（办洋学堂），入私塾比较土气，上洋学堂吃得开。我的几个哥哥都没有上过洋学堂。当我读了4年私塾之后，母亲支持我上洋学堂，去外面读书，闯世界。可父亲并不打算送我进城上学，他觉得孩子能认识一些字，会写信就行了。父亲比较胆小守旧，总想把孩子拢在身边，生怕我们出去闯祸。为此，母亲与他吵得很厉害，她曾说，我生了五个男孩子（八弟夭折了），要出去闯世界，总要闯出一个来，干一番事业，就是去当兵，也不怕。母亲的话，给我印象颇深。在家境衰落的情况下，让孩子出去闯一闯，这是她对改变困境的唯一冀盼，也是她对社会家庭命运的抗争。
经过母亲多次力争，我14岁那年，母亲带着我到城里考上了南宁市模范高等小学，成了家里第一个上洋学堂的人。从此，我学名为莫万，字六琴。
学校离我家有七八里路，中间隔着一条邕江。每天天一亮便起床，急忙吃碗稀饭，拿上父亲事先给准备好的4个铜板去上学。往返摆渡过江用去两个铜板，剩下两个铜板，中午在街摊上吃碗米粉充饥。早起晚归，每天上学还是很辛苦的。我知道家里供我上学不容易，故读书不敢偷懒，成绩也不错。4年高小，算是扎扎实实地读了4年书。我对英语比较爱好和用功。后来，我住城里，晚上还参加校外的英文补习班。参加革命后，我也一直坚持学习英语，时常读一些英文书籍和英文报刊。我喜爱运动，比较活跃，短跑和跨栏常得第一名。对篮球也很喜欢，我被选为体育部长。
可能与父亲的影响有关，我还偏爱古文，对《古文观止》中的佳作名篇颇有兴趣，能把《岳阳楼记》、《陋室铭》、《醉翁亭记》等名篇背诵下来。
外出读书，使我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也逐渐了解和认识了社会。
随着年龄增长，对家庭和社会上碰到的事情也开始有了思索，使我慢慢地懂得了一些“人情世故”了。其中有几件事情对我刺激很大，印象尤深。
记得我家的邻居有一户姓雷的寡妇，她家有些田地，靠雇一长工来种。雷寡妇有个16岁的女儿，长得很漂亮，我喊她七姐。雷家雇的长工是个壮丁，很能干活。可时间一长，这个长工和七姐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事情被发现后，可闯下了大祸！有一天晚上，姓雷的家族聚集了上百人，由族里的头人带领，把姑娘捉到母猪湾，硬逼七姐跳河自杀了！而她的母亲就在现场，含泪看着对女儿的“处罚”。第二天我们兄弟才知道这件事，非常气愤，我心里便萌生了社会黑暗，宗法吃人的朦胧意识。
那时父亲的一个胞妹家很穷，父亲为了帮助他们，让姑家的表哥到布店来当伙计，以后又慢慢培养表哥管帐当师爷。后来，父亲为了让大哥文驹和表哥谋生自立，就分出一部分家产给他俩，每人一份股金，合开了一个“宏章”布店，生意还不错。可我大哥不争气，不到两年就把自己的股份花光了。这时表哥就一脚把他踢了出去，布店全归表哥占有了。由于家里的日子越来越难，父亲只好反过头来向表哥借钱，还要付利息，又过了几年，父亲做生意破产，把布店和房屋都转卖给表哥了。父亲贫困了，表哥也不管他了。有一年除夕，我们兄弟3人（五兄文骢，七弟文骐和我）随父亲在市里过年，晚上我们做好了饭菜等父亲回来，可等到7点多钟还不见回来，我们非常着急。这时，表哥气呼呼地来找我父亲。我们知道他是来讨债的，五兄非常生气，要打他，我说不要打，以免引起别的事来。等了一阵他就走了。直到9点多钟父亲才回来，他脸色阴沉，问我们表哥是否来过，并说他在外面躲债到现在才回家。除夕之夜，万家灯火，远近的爆竹声响成一片，我们却相对无语，默默地饮闷酒、吃年饭。真是世态炎凉，人情如纸啊！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痛苦的印记。
每年雨季邕江涨水，英国军舰开到南宁，这些横行霸道的英国水兵，是我最早看到的外国人。外国兵舰随便侵入我国内河来示威，这些印象同刚接触到的“列强”、“帝国主义”等新名词一起装进了我脑海中。那时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在南宁也很大，当地一斤麦才值几分钱，可进来的大麦片一罐竟值一块钱；一张牛皮几块钱，从香港进来的一个篮球要10多元。洋货侵入，土货破产。南宁不少人家织土布，我母亲也买了一架木制织布机，可家织土布比不上外来洋布，因而都蚀本破产。这使我初步意识到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苦难。
军阀混战，列强入侵，封建压迫，家道中落，生活艰辛，激起心中的愤愤不平，恨列强，恨军阀，要铲除世间不平之事，就是我在那个动荡年代萌发的最初想法。
原文发表于《莫文骅回忆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