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山文化主要因莫氏家学而来，或者说，影山文化的核心是莫氏家学文化，大约形成于清嘉庆丶道光年间。莫与俦与莫友芝父子当属其主要代表人物。 影山文化来源于莫氏家族位于独山兔场最早的居所称谓——“影山草堂”。莫友芝对少年曾在其中朝夕用功诵读研习，以黄土当墨练就成书法大家的影山草堂感情笃厚。1854年影山草堂毁于战乱，已家居遵义的友芝知道后感慨不已，多少年依然怀念心底，并于1863年写了《影山草堂本末》一文。郑珍也曾为友芝画“影山草堂图”。以至于莫友芝平生遍迹大江南北，无论走到哪里，都将其居所命名为影山草堂，以表达对家乡老屋的怀念。1850年夏，莫与俦一家在遵义碧云山下建几间自住茅屋，友芝亲书“影山草堂”匾额悬于檐下；1864年秋，友芝任金陵书局总编校，全家迁居金陵，也将他的书斋题名为“影山草堂”，并将收集到的明清精刻丶精抄丶精校本存储其中，在草堂内青灯黄卷，研读故纸，纵驰文思，论古创新。 莫友芝学艺成就卓着，对贵州文化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被后人誉为“西南巨儒”而名垂青史，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文化现象。后人将莫氏一家在教学和学术研究活动以及藏书丶着述等的地方，包括莫友芝在遵义和江南各地的住所“影山草堂”以及“莫氏家学”这一文化现象引申拓展，命名为“影山文化”。 “影山文化”现象不是孤立的，其中既有承载这种文化的人物群体，又有其文化精神和学术成果；既有局部性地域特征，又有全国性广泛意义。 出于对影山文化和沙滩文化及其主要代表人物，贵州文化先贤莫友芝的仰慕之情，笔者曾于一年多前的春暖花开，阳光明媚季节，专程跑到距独山县城约30余里的兔场去寻访友芝先生故里。虽然独山县城新建有“影山草堂”纪念馆，但模仿之物毕竟不能代替实物遗址。 莫与俦在贵州南北先后执教46年，传授儒学文化，影响遍及西南，被誉为开启贵州民智的着名教育家，成为影山文化的主要开拓者和沙滩文化的重要接力人。黎庶昌在《莫芷升墓志》中彰其岳父莫与俦“以朴学倡议士林，洗南中之陋”。 莫友芝长期事教，博学多才，着述丰硕，在中国文化教育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被誉为清代着名教育家丶史学家丶大诗人丶收藏家丶农桑学家丶地方文献学家丶书法及篆刻艺术家丶目录版本学家。 作为教育家，友芝一生追慕汉代教育先驱尹珍，盛览等先师，在其父与俦的直接指导下修成西南巨儒，先后担任遵义湘川书院丶培英书院讲席，传授汉学儒学长达17年之久，为在贵州边远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传播文化，培育了大量后继英才，成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的开拓者。 作为史学家，友芝实事求是，秉笔信史，27岁便与郑珍受聘历时四年修撰《遵义府志》，该书被史学界誉为与《华阳国志》丶《水经注》比翼齐名。 作为清代宋派大诗人，友芝之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空前。他思维纵横驰骋，构思奇特精妙，创作了数十卷本，1500多首各式诗歌。郑珍在《郘亭诗钞题识》中评论莫诗说：“其取旨也务远，其建词也务新，句揉字炼，使其光黝然，其声憀然，绝无粗厉猛起气象。”友芝还着有声韵学方面的着述多部，其中《韵学源游》手稿至今仍保存于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 作为收藏家，友芝在旅居江南期间，多次到句容山中搜集梁碑，并亲自监拓，深恐遗落一字，撰有详加论释的《梁石记》。友芝性喜藏书，藏有历朝历代古籍图书上万册。 作为农桑学家，友芝的农桑造诣充分体现在为郑珍《樗茧谱》所做的《樗茧谱注》里。《樗茧谱注》可谓是一部农桑学专着，“疏其不易明而补所不备”，较之郑文的艰深拗口，友芝把种桑丶养蚕丶防病丶缫丝丶织绸的全过程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阐述得清清楚楚，使当时遵义地区“纺织之声相闻，槲林之荫迷路，邻叟村媪相遇，惟絮话春丝几何？秋丝几何？子弟养织之善否？”可见友芝平常十分注重深入调研，悉心观察，甚至躬行农事，完全站在一个农桑专家的角度，不仅从技术上帮助了桑农，更从舆论上支持了当年极力推行农桑的遵义知府陈玉壂。 作为地方文献学家，友芝倾几十年心血，历尽千辛万苦，收集贵州266位诗人2290馀首诗，编成《黔诗纪略》33卷，其“辑明代黔人诗歌，……由是贵州文献始灿然可述。” 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 清代书法被业界评价为是继汉丶唐以来的又一座高峰，而莫氏则是站在这座高峰的执旗人。作为以莫体蜚声书坛的书法家，《清史稿·文苑传》谓莫氏“真行篆隶书不类唐以后人，世争宝贵”。《清代七百名人传》中谓友芝“工诗善书，求者沓至。”莫氏书法墨迹广传民间，国内各大图书馆丶博物馆几乎都有收藏。2009年9月，韩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李敦兴慕名到独山参观莫友芝纪念馆时表示，他研究莫友芝书法20多年，今有幸亲临参观非常高兴，希望两国书法家共同研究弘扬莫友芝书法。 本文摘自网络 2013.3.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