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代书画史上有一位杰出的大家——莫是龙，他的才情与功力并不在董其昌之下，然而由于未能跻身仕途，政治地位与董玄宰不可同日而语，在书画史上似乎也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其实在松江画派中，他属于第一代画家，董其昌丶陈继儒等人则是稍后兴起的人物。可以说莫是龙对松江画派的形成和发展厥功至伟。 莫是龙，莫是龙（1527-1613），明代画家，得米芾石刻云卿二字，因以为字，后以字行，字云卿，更字廷翰，号秋水，又号后明，华亭人，莫如忠之子。十岁能文，工诗古文辞。书法钟丶王及米，小楷精工，过于婉媚，行草豪逸。山水宗黄公望而别得蹊径，磊落郁葱。长善书画。皇甫汸丶王世贞辈亟称之。以贡生终。传纪作品有《为石秀写浅绛山水》轴，现藏故宫博物院；嘉靖四十五年（1566）作《山水图》轴藏辽宁省博物馆；《仿米氏云山图》卷后自题一诗云：“老龙昨夜排天门，云怪兴没仪曜昏，此时群峰自历乱，银海淼茫湿雨痕。”图录于《中国绘画史图录》下册；《溪雨初霁图》流入海外。 着有诗集《石秀斋集》十卷，《四库总目》又着《画说》，并传于世。书中各条，并见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画旨》《画眼》诸书，文句小有出入。书中论画宗旨倡导南北宗论，褒“文人士大夫画”，主张“不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欲作画祖，其可得乎？”，贬“刻画”和“画史纵横习气”，强调“画家以古为师已自上乘，进此当以天地为师”，学古人亦需“一变古法”，不能“一与临本同”。这些论点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 家学渊源 莫是龙出身仕宦之家，其父莫如忠，嘉靖戊戌（1538）进士，是个学问渊博的人。钱谦益称他“善草书，为诗尤工近体。”莫是龙从小就显示超人的感悟能力，“十岁善属文，以诸生久次，贡入国学，廷韩有才情，风姿玉立。少谒王道思于闽，道思赠诗云：‘风流绝世美何如，一片瑶枝出树初。画舫夜吟令客驻，练裙昼卧有人书。’其风致可想也。”莫是龙少有神童之誉，十四岁补郡诸生，十六岁作《秋山无尽图卷》已十分可观了。其跋云：“每登名山，常思作图，竟未可得。今日张伯起从舟中游新江，遥望山川嵚秀，岩壑幽奇，因展箧中所藏黄大痴《秋山无尽图》把玩，心境顿开，颇合吾意，参其法度，遂为作之。”这种成熟的口吻与文字功力，已不像十六岁少年。 董其昌早年拜师莫如忠，在莫家私塾就读，得以结识莫是龙，与他谈书论画，奠定了日后的书画理论基础。董其昌25岁时，观莫是龙作画，“咄咄称赏”（《画禅室随笔》卷二题莫秋水画），他对莫氏父子都颇为赞赏：“始知公（即莫如忠）深于二王，其子云卿亦工书。”（《评法书》）他评价其师莫如忠“似正反奇，超俗即雅”丶“人地高华，知希自贵，晋人以外一步不窥”。而对莫是龙的评价同样很高，“风流跌宕，俊爽多姿，酝酿诸家，匠心独妙”丶“如五陵豪侠，宝剑金丸，意气自喜”丶“游道既广，鉴赏之家无不遍历”。由此可见，莫是龙在书画方面对董其昌的影响不容置疑。 坎坷仕途 然而，莫是龙的仕途却异常坎坷。他20岁时写下《乡居感怀》，表现出他追求功名失利的愁闷：“荒村惊岁宴，寥落意何如？托病惟耽酒，销愁强看书。文章半生贱，名利廿年虚。犹似邹阳陋，徒然羡曳裙。”莫是龙曾四上京都，其中两次赴考都折戟沉沙，这对他的刺激是很大的。万历四年（1576）莫是龙40岁，曾赴京一试，失利后，作书曰：“仆四十余，霜毛冉冉，渴饮饥餐之外，更无复有人生之怀。夙昔与足下意气襟期消磨欲尽，诚何志业而言，而造物侵侵不已，奈何！”万历十年（1582）46岁的莫是龙再次赴京，“北试已获隽矣。署榜时失卷，复不遇。”此时，他已经心灰了，说：“两就北闱之试，虽数遇知己者，而文卷误失，辄致遗弃，命运坎坷乃至如此。”这一年的冬天，莫是龙于长安旅邸，秉烛兀坐，对人生作了深刻的思考，写下了《笔尘》。其中说：“人生最乐事，无如寒夜读书，拥炉秉烛，兀然孤寂清思，彻人肌骨。坐久佐以一瓯茗，神气益佳，尔时闻童子鼻息，是当数部鼓吹，或风生竹树间，山鸟忽啭，倦魔都尽，往往徘徊达曙，强就枕席。晚凉箕踞，临池数酌，设笔墨摹古帖一二行，援琴而鼓之，神游羲皇矣。” 这是远离尘俗，逍遥物外的诗意栖居。其实，年轻时代他就开始了这种追求。31岁，他落榜南归，在白下与四方文学诸君结社于鹭峰禅寺，吟诗填词，以寄磊落不羁之情怀。 性情中人 莫是龙极富文才，诗文皆情辞两美。35岁曾作《送春赋·并叙》，得到当时文人的激赏。王世贞题曰：“廷韩此赋，可谓文生于性，廷韩此书，可谓笔外有情，令人于翰墨外有章台走马之兴，几欲夺之，抑情而止。”王穉登题云：“《送春赋叱辞如灿花，当时江郎梦笔时耶。书法韶令英英，逼人子敬，白练裙中墨，属泽家之季矣。靡靡隃快哉，莫盛仆且耳熟。”一时俊才如王世懋丶俞允文丶欧大任丶皇甫坊丶梁辰鱼等均在幅上题跋称赞，也足见莫是龙文才丶书艺之高超。莫是龙在32岁时便有《莫少江集》问世。当时锡山俞宪为刻《二莫集》，一时传为佳话。 莫是龙是性情中人，性格豪爽俊迈，一如其书。《石秀斋集》的前面有张长舆撰的小传见其个性： “先生少负俊才，早承家学。刺经读史，则理窟穷探掞藻，摛华则文心妙解。加以义能掩日，气可笼霄，情投则推赤心于韦布，意拂则白眼于公卿。是以爱者固敛衽而推，忌者亦侧目而视矣。先生自以名冠群髦，志轻一第。而公车屡蹶，国室长韬。人嗟和氏之冤，时谓刘贲之屈。” 毫不掩饰好恶情感的外露，傲视世俗的各种陈规陋习，率然坦露自己的心胸，这或许是艺术创作最需要的素质。仕途的不幸反而成了莫是龙艺术上的大幸。 他48岁那年十月，与沈周南等文友夜集小雅堂，莫是龙出米元章灵璧石置坐，焚香，各赋诗。诗成之时月满西楼，客人徐步月归。而他仍然独坐煮惠泉边，捡案头书翻检，兴致而书道：“人生各有嗜好，皆痴也。而乐此不为疲。虽我嗤俗子，而俗子得，复嗤我后也。书之以俟达观者定焉。”正是对书画的这份“痴”，这份执着，才使他到达常人无法企及的境界。 家藏“万卷” 莫家富于藏书，到莫是龙时达至极盛。据史料记载，莫是龙从小在虞山长大，其舅父杨仪字梦羽，号五川，历任工部主事丶礼部等郎中，擢升山东副史，辞官归乡后，以读书着述为务，并致力于宋元旧本的收藏和文物古董的鉴赏。他有一藏书楼，名为“七桧山房万卷楼”。 莫是龙耳濡目染，对于版本鉴别很有心得。杨仪身故后，杨家“因事被累”，莫是龙便将舅父藏书中的珍本带到松江，收藏在莫家“城南精舍”的“石秀斋”中，经常鉴赏校勘，在不少藏书上留下了他的笔墨题识。七桧山房万卷楼的其余遗书则为杨家仆佣丶亲友悄悄窃去，逐渐散失于江南地界。江阴文人李诩（字厚德，号戒庵老人，1505—1593年）在其晚年所着的《戒庵漫笔》卷五中，详细地记述了杨家藏书的结局，并寄慨于膏梁子弟之未能珍惜父辈心血。 所以说，莫是龙抢先携归珍本，实际上保存了万卷楼的精华，在文献典籍的传承上具有不容忽视的贡献。黄丕烈作诗，在藏书史上留下了这样一笔：“七桧山房万卷楼，杨家书籍莫家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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