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文革风云
家族传至三十四世，同辈之间年龄相差甚远，但大部分成员都生于民国，长于共和国时期。 我父亲满心出世时，祖父一辈尚跟童养媳翟氏外家有来往。为纪念翟氏，父亲曾起名翟满。可是，外曾祖父家杨太公不同意。他们认为莫翟满之偕音为"没泽满"，对外孙不吉利。最后，曾祖母才给父亲取名"满心"。 父亲早年确没享受多少祖泽。父亲六岁那年，我祖母就早早地辞世了。事后我向曾给我家做过帮工之雇农博罗喜老妇人打听，她说我祖母平日文静寡言，极少责骂下人，不似福薄之人。 数年后，祖父又娶了继祖母邓氏。邓氏很快就生了我二叔杨满。邓氏为人泼辣武断，父亲在她手下吃了不少苦头。 父亲求学时，邓氏常常在父亲回家前开饭，父亲只能吃到锅巴，肌不裹腹。所以，父亲常常饭毕出门，到与曾祖母同住之三叔处再吃。邓氏认为，父亲只吃不做（指洗碗等家务），因此常责罚父亲。 父亲年轻时在桥头求学，每年之学费都是他假期上山砍柴所得，祖父没给过一分钱。初中毕业后，父亲因为家贫，便没再升学，但那时能够读完初中，已是了不起。 父亲很快便在家乡之小学谋得教职。由于文革时父亲受过迫害，被辞去教师之职，可能他认为是耻辱，因此对其任教师这段经历极小言及。我初中毕业要投考师范学校时，也被他严令禁止。三十年后，父亲被汽车撞倒，脑部严重受伤，住院期间亦语无伦次，我才在他片言只语间知道他三十年前曾教过小学四年级语文，做过班主任。父亲受伤时是一家工厂会计，平日自诩珠算独步谢岗镇。但此时母亲却用３×３是多少，２＋６是多少等简单数学去考父亲。父亲答得时对时错两人就争辨起来。大概父亲认为用这些简单数学去考他是奇耻大辱，因此激动得几乎流泪。父亲和母亲真是一对欢喜冤家。 父亲二十二岁那年，娶了我母亲罗氏。他们由媒人介绍在我三叔祖处相亲。母亲来相亲时，还特意爬上梯子，仔细观察三叔祖的住房，谁知结婚时才发觉这房子没有她的份。大概我母亲觉得祖父欠了她什么，故婚后对我祖父的态度不好。对三叔祖的态度，太概还在等那间房子，故态度还算可以。 母亲是惠阳县陈江镇东阁村人氏，兄妹八人，母亲最幼，只得一兄长。舅父学有所长，文革前是惠阳地委秘书，文革时被打为右派，文革后卒于肝癌。母亲也是初中毕业生，但实际文化却去父亲甚远。 相亲后，父亲担心结婚之钱款不足，拟向祖父伸手。三叔祖问父亲："还差多少？"父亲说一百元左右，于是三叔祖就把家中一缸黄砂糖卖了，筹足款项交给父亲。这事日后成为祖父跟三叔祖不和的原因之一。三叔祖年少时读书极聪慧，考绩常在一、二名。但祖父却在三叔祖求知欲正旺之时要他停学务农，帮补家计。后来三叔祖同班前五名的同学都学有所成，三叔祖就埋怨祖父专横，害了他一生。这是祖父跟三叔祖不和之另一原因。 父亲婚后，住在娘女围旧居（祖父在土改时从地主手中分得），多年后才搬往水口围居住。 且说继祖母之子杨满叔父，其为人也极聪敏。杨满叔父在桥头求学时，经常出入灿林祖父家（灿林公于民国年间从黎村迁回桥头镇大洲乡居住）。叔父学业极佳，因此 父亲当时冒着生命危险到桥头将叔父领了回家。但是，叔父背景已黑，黎村每次开批判大会，他都成为批斗对象。无论他怎样改过自新，怎样积极劳动，村人都不曾谅解和宽恕他。三叔祖当时是生队队长，在那种革命压迫之下，他也只能上台例行批斗一番，由此更加深了祖父与三叔祖之间的仇恨。叔父后来痛心地对我说，三叔祖在批斗时打了他两拳。这两拳，打碎了一个青年对人世亲情的幻想。叔父感到已无生趣，他对他三叔永远不会原谅。 公元１９７０年的一天夜晚，叔父来到水口围探望我父亲。临走时，他深情地望了出世未满一年的我，然后挥泪告别。从此叔父失踪。 许久以后，祖父和父亲才知道叔父已逃到香港。这真是冒死一搏的险着，如偷渡不能成功，叔父算是完了。终于逃出生天，叔父在回给祖父的信中说，"此后枯骨不回乡"。这是一个普通中国青年对文化大革命的无奈反抗。 叔父在香港除勤力工作外，夜晚还到学校读书。可是，沉重之工作压力和语文障碍，令他只能半途辍学。他在国内学的是俄文、中文，而这里之教科书却是英文。在国内，叔父本已考取重点高中，但因批斗而不能入学。虽然自己不能升学，但对国内几位侄儿之求学却耿耿于怀，寄了大量普教读物回国内。但他哪里知道，这些读物从没一本交到其侄儿手中，全由其母截留了。我也是后来到香港工作，才由他口中得知，原来他心里一直装着国内的亲人。 叔父在香港迁居将军澳时，有加入国民党之同乡罗某知其曾在国内受迫害，邀其投靠台湾。但叔父考虑国内尚有亲人，怕家人受牵连，故此拒绝了。 叔父后来在香港结婚，妻甄氏。甄氏之父为香港甄氏宗亲总会会长，有一定之势力。甄公有女八人，却没有儿子，故其对外孙们格外痛爱。 婶娘甄氏连生三胎，俱是女婴，心中不免焦虑。好不容易，婶娘才在第四胎诞下男婴。夫妇俩大喜过望。而这年，我也刚刚考上大学。祖父大喜，写信告知叔父，建议他男婴之名可取"国"字，因在九龙出世，取名国龙。 但叔父夫妇为求一子，已不知求了多少神仙，许了多少愿了。他决定儿子之名不能轻易取定。他要给儿子取一个与众不同，却又能寄予他一生希望的名字，他更希望儿子能早日成材，光宗耀祖。 一连几天，他都为给儿子起名之事而冥思苦想，茶饭不思。这天晚睡，他仿佛之中似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继林公是本族德高望重之长辈，也是叔父眼中最有学问之长者。叔父又象青年时那样，跟在继林公身边。林公问："皮仔，你要给小孩取名么？喏，这个字好。"说完林公在桌上写了个"将(上将下金)"字。叔父问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林公说："将（上将下金）字上部分之将字代表权力，乃将在万人之上，行于云间，洒金玉于人世，福泽万民之意啊！"叔父听完大喜。到第二天起床，梦境之事仍然清晰可记。叔父找来《新华字典》、《四角号码大字典》，却找不到这个"将(上将下金)"字。他又买了《辞海》回来，也找不到，于是又买《辞源》、《大辞源》。夫妇俩翻了半天书，也找不到这"将(上将下金)"字，只好作罢。 最后，因为婶娘崇拜大陆作家白桦之成就，才给新生婴儿取名丹桦。父母亲望子成龙之心举世皆然啊！ 莫氏家族三十四世成员大都经过十年文革之浩劫，只是因年龄和身份不同，才有不同之际遇。就如罗稳伯父和锡康伯父，文革时都是从事机关工作。因为斗争形势需要，都不约而同地给各自的长子取名文锋。这两个文锋都是同姓、同宗、同名，事缘之巧，无出其右。相信后世子孙要弄清此名原是两人，也是极难之事。 炳乾叔祖文革时是"东江大堤工作队主任"，他指挥万千农民战天斗地，把位于东江堤边的莫家祖坟也战掉了，正一真人莫怀湖的墓地也毁于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时至今日，我炳乾叔祖也有点儿后悔。但在那激情燃烧的疯狂岁月，人们就象得了瘟疫，个个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圣斗士，敢把祖宗碎弃，敢把亲情踩在脚下。你若不随波逐流，时代的洪流就会把你摧毁。灿林伯祖早年在广州经营中药店，他本人喜好风水，到处寻龙点穴，药店便由叔祖桂林公打理。公私合营时期药店被集体兼并，文革时，两人打为资本家，由于灿林公常不居家，桂林公便经常挨批斗，最后只好回乡做中医生。 祖父在文革时期两个儿子都受到不同程度迫害的情况下，竟然安然无恙，可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公元１９９２年的春节，我已参加工作一年多，而祖父也在病床上躺了两年。春假结束，我在返公司上班前再一次到祖父处探病。行前父亲告诉我，上几个月我给祖父的零用钱还在，邻居的小孩最近也很少到祖父房里帮他买零食吃了。于是我买了些极软的水果给祖父。离去前，祖父忽然少有地要我给他点零用钱。其时祖父已不能自由行动，邻居的小孩也不敢到他房里，我就随意给了他１０元钱。祖父嫌少，但我没有多给他。谁知我离开他１０天后，祖父就辞世了。他终于没能等到他的第三孙儿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但他临终前跟我要的１０元钱和他的最后１０天生命，难道也是巧合么？ |
